企业家怎么管好自己？一靠自觉，二靠约束

2018年，中国的著名企业家，有一位没有管住下半身，有一位没有管住上半身，教训都是惨痛的。他们都毕业于中国名校，公司都在美国上市。无论是从一般的道理、个人的修养还是作为上市公司CEO的要求，都不应该犯这样的错误。

有网友统计了俞敏洪一段29秒的演讲，其中有3个半“我操”，3个“他妈的”，1个“他娘的”，最后是“中国的女人把中国彻底搞坏了，他娘的”。很难想象这是一个CEO在公开演讲。

俞敏洪事件最大的受害者是自己，爽了几十秒，惹出一片骂，还要专门道歉当“反面教员”。但客观地说，社会总福利并没有因此减少，反而是一次普及正确女性观的机会。

相比起来，有些中国老板管不住嘴巴，乱说一通，则会给社会带来净损失。

比如在地方政府招商引资时，有的老板不管到底有钱没钱，有诚意没诚意，忽悠水平都是一流。什么地区总部基地、研发中心、新兴产业聚集区、物流集散地、对接国际财团等等，一套一套。当然很多企业是踏踏实实投资的，但也有不少是“一地鸡毛”，无论是承诺的项目还是承诺的金额，真正兑现的没有多少。某省会城市经济开发区领导甚至对我说：“完全兑现的比例是零。”

除了在外部交往中管不住自己的嘴，视诚信为无物，很多老板在企业内部也喜欢夸海口，言必称和某某领导有什么关系；而对于高管和普通干部员工，则随意挖苦、辱骂，十分寻常。

无论是对外管不住嘴，还是对内管不住嘴，本质是管不住心。是投机之心和不知敬畏之心在作怪。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老板和企业家应该怎样发扬善欲，克制恶欲，管住自己，管好自己？

一靠自觉。

去年我在深圳采访中集集团，公司管理者告诉我，顺丰的王卫给他们做过一次培训。培训中，所有人都可以随时举手打断他，王卫对每个提问，都会身体微微前倾，表示感谢，“他的谦卑绝不是装的，是修行到一定地步，发乎自然。”

王卫22岁创办顺丰，25岁公司初具规模，他也曾是标准的暴发户做派。这是因为他们全家1976年从内地移居香港，一穷二白，只能做工人，收入微薄，尝过贫穷和被人歧视的滋味。当赚到人生第一桶金，有点目空一切的感觉，恨不得告诉全世界，“我王卫再也不是从前那个样子了，我也是有钱人了！”所幸这个过程没有持续多久。

王卫说，人生有百分之九十九的东西你都控制不了，只有一个百分点你可以掌控，那就是做事的态度。究竟是采取积极的态度还是消极的态度，是接受正念还是邪念，由你自己来决定。如果你在这方面做出了正确的选择，就会把这一个点又放大成一百个点，弥补很多其他方面的不足。

在觉悟之后，王卫走向了通过尊重别人而赢得别人尊重的新的境界。他善待员工，用年轻人熟悉的语气、方式平等对话，不居高临下，不颐指气使。他说：“今天这个社会，经济大发展了，但人心却更浮躁了，很多人有意无意地都在追求‘威’（广东话‘威水’的简称，意指炫耀，傲慢）。但是在什么基础上才可以去威，威的基础是什么，很多人都没有搞清楚。有人觉得有钱有权就威，我认为这个观念是完全错误的。威不是建立在金钱或权力的基础之上，而是建立在道德的基础之上。一个人可以昂首挺胸地走在路上，并且收获的都是尊敬且乐于亲近（而不是羡慕嫉妒恨）的眼神，这才叫威。”

除了自觉，其次要靠约束。

约束有很多种。从我的接触来看，央企、国企中的优秀企业家，像姜建清，宁高宁，傅育宁，宋志平，他们有管理才能，创新精神，言谈举止很有分寸，和长期在国企的约束是分不开的；而像王兴、程维、张一鸣、陈生强这一代年轻的互联网企业家，总体风格都比较低调，是和BAT高高在上，有强大的竞争压力，同时还可能经常性地被批评甚至遭整顿分不开的；而郁亮、方洪波这样的企业家，他们是第二代接班人，在成长过程中天然受到第一代的考验与约束；还有不少企业家则是被失败、挫折所教育，意识到自己不是无所不能，从而产生了谦卑心。

我还发现，酷爱读书的企业家往往都比较注重自我约束，不会轻言狂语。这方面印象最深的是张瑞敏，日日读书，苦苦思考，自以为非，永不停止探索。罗素曾说，凡有所学，皆成性格。诚哉斯言！

企业家是经济中的宝贵资源，企业家精神是最重要的创新驱动力。动辄谈约束、谦卑、自省云云，会不会束缚了企业家精神的发挥呢？

10年前，我和罗兰贝格咨询公司的常博逸（当时是大中华区总裁，现在是全球董事长）讨论过中国企业家的精神和行为特征。他是法国人，认为2008年金融危机后世界会慢慢意识到中国有不同于传统西方管理的新管理模式，这一模式和文化有关，即中国企业领导人在潜意识里都认为自己在扮演“父亲”和“君主”（Emperor）的角色，他和追随者之间有强大的感情纽带和联系，追随者对他也有很强的依赖感。当时他说，海底捞的张勇、娃哈哈的宗庆后就是“企业里的君主”。如果说西方企业CEO的标准是完美的职业经理人，中国企业想做大，必须有一个君主般的CEO，成为全体员工的领路人和精神领袖。

常博逸说，前通用电气CEO杰克·韦尔奇是西方管理的主流和典范，而乔布斯则是异类，他像中国企业家，像君主，待人很差劲，和他一起工作感觉很糟糕，他的作为在传统职业经理人看起来是个噩梦，但他把企业带到了高峰。

我对常博逸的看法，有赞同也有不赞同。我赞同企业家的感召力、领导力的作用，他们确实是“企业之王”，我们不可想象没有任正非的华为和没有郭台铭的富士康。但我反对使用Emperor来概括企业家精神，Emperor并非企业家和企业成功的正面资产。中国企业中很多“土皇帝”（如禹作敏）都失败了。

企业需要权威，但如果权威走向独断专横，一言堂，听不得、听不到不同意见，而且从公司治理到公司文化对其没有制约，员工唯唯诺诺，他的话就是企业的法律，那企业是很难可持续发展的。至于说中国一些“君主型”的企业现在发展得还不错，和经济发展阶段有关，在劳动力密集型阶段，高度强调一致性与执行力，Emperor制度的效率很高，但在中国经济走向高质量、服务化、强调创新和创造力之后，这种体制就必须随之转型了。

中国企业家高度重视在企业里的控制权。以刘强东为例，他在京东的投票权是“1股等于20股”。京东的章程指出，他不在场的情况下，董事会不得举行正式会议，除非他自己回避。而且，“任何违背他意愿的限制”都不应成为这条规则的例外，除非他精神或身体永久丧失能力。

这一规定本身并不突兀，而是有历史原因的。比如1985年乔布斯被苹果董事会表决罢免，逐出苹果，原因之一就是苹果没有双重股权制度，乔布斯在内部没有足够投票权。在中国，CEO入狱（如黄光裕）或被拘禁的案件，也使后来者要小心翼翼保护自己无论在何种境遇下都能行使控制权。

但是，对企业家的控制权保护，如果演变为一种放纵，而且在放纵之后无法制约，这就是公司治理的残缺。对广大投资者也是难以控制的风险。

试想，机构投资者一轮一轮地追高公司的估值，中小投资者在二级市场购买股票，事实上已经通过“高溢价”补偿了企业家创新才能的贡献。“高溢价”之后，投资者和企业家之间是公平的。企业家当然无法保证企业不出现任何问题，比如市场变化和技术革新的风险，对这种风险溢价，投资者愿意承担，买者自负。投资者不应该承担的，是企业家本人的不诚信或操守问题。作为控制人，你的1股股票享有的投票权等于其他投资者的10股、20股，权力越大责任越大，难道在自控力上不该有严格要求吗？

公司治理领域的一个新挑战就在于，投资人应该在何种情况下，以何种方式制约实际控制人的机会主义行为。比如，降低其投票权，剥夺其某些方面的控制权、管理权，形成一定的对价和补偿机制，等等。控制人再有能力，也要有公司宪法，行公司宪政。

最后，让我们从治理、制度再回到企业家精神。因为光有制度并不能解决好企业家的深层次的精神动力问题。

真正的企业家精神，绝不意味着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而应该行于所当止，更应时刻怀抱企业的使命、愿景和价值观，率先垂范，躬耕乐道。

企业家万万不要把口无遮拦逞一时之快当成企业家魅力的体现，真以为自己是天纵英才。现在说老百姓“仇富”，其实很多时候他们是鄙视富人的粗俗、无礼和装腔作势。

从中国本土商业文明的源流看，企业家精神和社会责任感息息相关。

“一个时代的人们不是担起属于他们时代的变革的重负，便是在它的压力之下死于荒野。”

我相信，如果企业家的内心更多地被金钱、欲望、自傲和随意的发泄所充斥，那么他们事实上都将走向荒野。

（原标题为“2018中国老板迷思——从俞敏洪事件谈起”，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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