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像人们铭记毕加索，人们也会铭记伯格曼

新版200瑞典克朗纸币上印着电影导演英格玛•伯格曼的肖像，背面是他晚年定居的法罗岛。“在今天，即便没有那么多人看他的电影，瑞典人也不可能不知道伯格曼。”导演斯蒂格•比约克曼告诉第一财经。

在伯格曼诞辰一百周年，全球以各种各样的方式致敬这位巨匠的一生。日前，在瑞典驻上海总领事馆发起的《魔灯永在——纪念瑞典导演英格玛伯格曼诞辰100周年》论坛上，多位与伯格曼私交甚密的朋友，以及中国导演、评论家分享了伯格曼之于自己的影响。戏剧导演过士行认为，“在中国，除了《红楼梦》，没有剧作可以和伯格曼的剧作相比。”

伯格曼，把电影定义为艺术的人

自电影被发明以来，伯格曼便是传奇中的传奇，是“作者电影”最卓越的代表，与费里尼、塔可夫斯基并称“圣三位一体”的大师。

许多电影导演都不讳言伯格曼对自己产生的深远影响。

李安在18岁时《处女泉》时，感到自己被夺走了童贞；丹麦导演拉斯•冯•提尔将伯格曼视为精神之父；墨西哥导演亚历桑德罗•冈萨雷斯虔诚拜访伯格曼居住的法罗岛的每个角落：“如果电影是宗教，那这里就是麦家或是梵蒂冈”。

在斯蒂格为伯格曼拍摄的第三部纪录片《电影是我的情人》中，导演伍迪•艾伦在纪录片中谈到，“就像人们铭记毕加索，人们也会铭记伯格曼，他是真正定义轮廓、摄像机和灯光的人，把电影定义为艺术的人。”

对很多电影导演而言，第一次看伯格曼的电影，那种震撼无法言说。导演贝托鲁奇形容第一次看《呼喊与细雨》开篇的空镜头：“它仿佛带着我们去向地狱，很小心，很轻柔，没有一丝残忍的意味。然后我们被拯救了，接着又被推向地狱，并再一次得救。”王小帅和过士行看伯格曼的第一部电影都是《野草莓》，王小帅还记得当时受到的强烈冲击，“原来摄影机可以制造出真正的梦境，电影还可以这样拍，可以制造一切。”

一部《婚姻生活》，瑞典离婚率上升50%

在纪录片《打扰伯格曼》中，美国导演约翰•兰迪斯阐述了一个现象，许多世界级导演在自己国家并不那么受欢迎，比如费里尼之于意大利、伯格曼之于瑞典。但是，他们都在过世后成为电影史上的传奇导演。

瑞典皇家剧院前驻场摄影师本特•万塞留斯发现，伯格曼的戏剧作品在近年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今年他的40部剧作在瑞典集结出版，全世界范围内对他戏剧作品的兴趣浓厚，《假面》、《婚姻生活》被改编成不同语言在各地上演。

过士行曾将《婚姻生活》改编成话剧搬上中国舞台，他并没有对这出戏做过多的本土化处理，尽可能保留原作。他将伯格曼比喻为一位先知，“他比我们早半个世纪领悟了两性关系的本质，把情感和婚姻的各种可能性，通过一部戏写了出来。”该剧在中国上演后，过士行发现，它所引发的风波一如50年前《婚姻生活》在瑞典上映时的反响，“瑞典上空徘徊的离婚幽灵来到了中国。”他记得，身边几对朋友看过演出之后，默默办理了离婚。

瑞典导演伊斯皮诺萨则回忆起，《婚姻生活》上映后，瑞典离婚率在半年内就上升了50%，造成巨大轰动，“仅仅通过一对普通瑞典夫妇的生活，伯格曼就改变了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他做到了很多政治导演都做不到的事情。”

天真的工作狂

对于伯格曼，人们总是热衷讨论他的情感和婚姻生活，甚至他本人的个性，也被赋予各种想象。

有人说他是片场独裁者、暴君、控制狂，把他描述为生活中的浪子，文化流浪者。他一生结过五次婚，有八个孩子，无数段罗曼史。斯蒂格记得，在伯格曼的晚年，有人问他是否会在岛上思念某人，他的回答是：“我唯一思念的就是我的演员（同事）。”

在本特看来，没有比“工作狂”这个词更能形容伯格曼。他不享受社交生活，非常注重隐私，甚至不会和剧组聚餐，如果邀请他喝酒，必定会遭到拒绝；他的易怒、暴躁通常来自于完美主义，他全情投入工作，希望别人也能付出同样的专注。如果说有什么特殊的人格，他比一般人更敏感，近乎神经质，经常臆想自己患了癌症。

“实际上，伯格曼晚年时意识到，自己作为丈夫和父亲伤害了亲人。他在岛上一个人孤独生活，也期待亲人的探望。”本特告诉第一财经，伯格曼晚年并没有患癌症，“他只是无法工作了，他颤动的手让他无法写字，大多数时间只能躺着，当他意识到自己无法创作时，就觉得活着失去了意义。在他人生的最后时刻，他对陪伴自己的女儿说，我不想再逗留了。之后，他睡了一觉，再也没有醒来。”

在本特和斯蒂格眼中，和伯格曼相处的大多数时光平和而愉快，伯格曼本人也比想象中更加幽默风趣，充满好奇心。本特在伯格曼的晚年为他拍摄了许多肖像，其中一张伯格曼穿着黑色大衣，头戴高帽，装扮像极了他的偶像、戏剧家斯特林堡。有一次拍摄时，伯格曼突然从口袋中掏出小丑鼻子戴上，露出孩子般天真的笑容，本特记录下这一瞬间，他希望将伯格曼亲和的一面永恒定格，这也成为伯格曼本人最喜欢的肖像。

2007年夏天，杨德昌、伯格曼、安东尼奥尼相继离世，一时间“电影已死”的言论甚嚣尘上。

随着大师离去，艺术电影的时代结束了吗？斯蒂格不这么认为。“就在十天前，我看到了今年最伟大的电影《罗马》，来自一位墨西哥导演。不久前波兰年轻导演的《冷战》也令我印象深刻。艺术电影并没有衰落，一代代卓越新人还在继续创作伟大作品，他们将会造就一个更精彩的世界。”斯蒂格认为，魔灯犹在，伯格曼和那些远去的大师仍然在幽微处烛照着现代人的精神世界，新一代导演不断地涌现，延续着电影艺术的魅力。

本特认为，伯格曼电影的意义很难精准定义：“有人说，伯格曼的影片总是灰色基调。我在几年前听到过这样的故事，一个英国人买了39张伯格曼电影的碟片，从圣诞节一直看到新年前夕，在新年的第一天，他选择了自杀。但我也听太多人说过，伯格曼的电影如何颠覆了他的人生。在媒介形式如此多元的今天，每个人都可以通过影像讲述自我的故事，我相信伯格曼一定还会给他们带来启发。”

1976年，伯格曼排演戏剧《死亡之舞》时，被两个便衣警察以逃税罪名拘捕，他当即终止一系列待完成的制作，关闭法罗岛的工作室，离开瑞典前往德国。这段经历给他造成巨大创伤，甚至一度精神崩溃。几年后，伯格曼回到故土，创作了《芬妮与亚历山大》。该片荣获第56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外语片奖，也是他晚年最后一部院线电影。如今，瑞典电视台每年在圣诞期间播放《芬妮与亚历山大》，已成固定节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