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蒂夫·班农：流量时代的悲情右翼激进分子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有本以发表讽刺文章与阴谋论为主的纽约杂志，叫《间谍》。1990年，有一天，这份杂志决定做个实验。他们给包括亨利·基辛格和歌手雪儿在内的一众身价连城的社会名人邮寄了一张支票，支票的数额——1.11美元。58张支票寄出，26张兑现了。之后杂志又寄了张支票给这26个人，数额为0.64美元，其中13张被兑现。最后，杂志给这13个人寄了一张数额区区0.13美元的支票。只有两个人兑现了支票：现任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以及来自沙特的军火贩子阿德南·卡舒吉——最近在土耳其被谋杀的沙特记者贾迈勒·卡舒吉的亲叔叔。

《间谍》杂志的创始人是一个叫格雷顿·卡特（Graydon Carter）的记者。他在《间谍》倒闭之后成了一份纽约上东区小众左翼精英报纸的主编。报纸名叫《纽约观察者报》（The New York Observer）。报纸如今的老板——杰拉德·库什纳（库什纳进入白宫后报纸由他的亲戚掌管），唐纳德·特朗普的女婿，也是很多人眼里白宫无需官宣的大内主管（最少也是主管的丈夫）。库什纳在2007年花了1000万美元买下这份连年亏损的报纸，据说是为了跻身纽约上流社会精英小团体，也就是说，民主党的上流精英小团体。十几二十年前，与库什纳夫妇做着同样事情的正是唐纳德·特朗普，他身边站着的一开始是克林顿夫妇，再后来则是——默多克夫妇。

比《间谍》杂志的1.88美元贵的问题来了：把特朗普、库什纳、卡特、阿德南·卡舒吉、贾迈勒·卡舒吉往国际政治的左右地图上放，应该把他们各自放在哪里？又比如：与唐纳德·特朗普一样解释不清自己的财务问题，被指责欠债不还、房租不交、赡养费不付，却天天坐私人飞机并拥有好几十辆超级跑车的，是一个你根本想不到的名字：迈克尔·阿凡纳蒂（Michael Avenatti）——特朗普脱衣舞娘事件的控方律师。虽然阿凡纳蒂视特朗普为敌，你很难不看到除了党派标识不同以外，两人间的共同点远超过特朗普与比如说，他的副总统彭斯。

唐纳德·特朗普两年前在总统选举辩论上说的话言犹在耳：“我以前给所有政客募捐，民主党、共和党，随便什么党。因为我知道如果我给了钱，以后要找他们办事，他们肯定得接电话。”

很多自认为受过教育的人，至今感到难以接受的也许不是一个叫特朗普的富人成为总统，而在于西方民主政治已不再是他们自以为认识的游戏——争辩意识形态的游戏、有是非对错之分的游戏。不用说，这游戏其实从来不是这么玩的，也从来没有成文的规则。就像哈佛商学院教给未来CEO们的一条箴言：公司最大的责任是为“投资者”获取最大利益，而万万不是提供最好的服务或者生产最优秀的产品。因此给谁投票、站队哪边与个人意识形态立场的关系开始变得极不明朗。

另外，在政治的语境下究竟谁是“投资者”？是捐钱的富人还是投票的穷人？什么是“最大利益”？眼前的利益还是长远的利益？——一堆并不具有是非对错答案的问题。被这些问题绊入阴沟的最佳例子，莫过于一位哈佛商学院的毕业生——史蒂夫·班农（Steve Bannon），我们这个胡乱站队、瞎搞一气的流量时代最具想象力，也必然最为悲情的思想家。

把埃洛·莫里斯（Errol Morris）不久前公映的采访班农的纪录片《美国达摩》（American Dharma）与2018年初出版的描述特朗普入主白宫前100天的著作《火与怒》（Fire and Fury：Inside the Trump White House）放在一起看，能得出意想不到的效果。

迈克尔·沃尔夫（Michael Wolff）在书中花了很大一部分笔墨，记述特朗普并不想成为总统，他不仅不认为自己能赢得选举，也根本无意为之，因为在他和他的团队眼里，这整件事都是把未来利益最大化而已。如果输掉选举，特朗普的商标会更有价值，他的儿子女儿女婿在上流社会的地位会大幅度提高，尤其他在国外的地产生意会如火如荼，而他匆忙胡乱找来的那批幕僚也能在华盛顿政治圈找份更好的工作，比如新闻发言人凯里安·康威（Kellyanne Conway），一直到大选开票当天傍晚还在给各大电视台打电话，一边找工作，一边列举种种与她本人无关的输掉选举的原因。

直到最后一刻，只有一个（或者说两个）人认为特朗普能赢，一个是史蒂夫·班农，另一个是特朗普的妻子梅拉尼娅。梅拉尼娅究竟是柏林墙东面长大的，似乎一直认为特朗普能赢得选举（伊万卡·特朗普则以此嘲讽她智力低下），并对此恐惧万分。据沃尔夫的描述，她当场大哭了起来。特朗普此前向梅拉尼娅发誓过选举一定会输，才说服她出席各种这位斯洛文尼亚裔女士丝毫没有兴趣出席的政治活动。

在莫里斯的《美国达摩》中，史蒂夫·班农坐在导演根据格里高利·派克主演的二战名片《晴空血战史》（Twelve O`Clock High）特别重建的电影棚里，看他喜欢的电影——二战片、西部片、越战片，总之全部是美式英雄主义大片，比如《桂河大桥》，其中亚历克·吉尼斯（Alec Guinness）扮演一个要炸掉自己带头建造的大桥的上校，炸桥之前，他的最后一句台词是：“我做了什么？”

很难否认，被广泛认为是右翼激进分子的史蒂夫·班农的政治理念，带着奇妙的极左倾向。他崇尚为国捐躯类型的爱国英雄主义，反对干涉他国内政，支持本国工人阶级的利益，反对精英政治体制，支持贸易保护主义，反对大资本金融。所有使得特朗普赢得中西部工业区从而赢得选举的选票，几乎全部是班农主义的功劳——当然，给特朗普和一众幕僚每天坐着去那些地方宣讲的私人飞机加油的，则是土豪财团，也就是工人阶级的反面。这是种怎样的矛盾，恐怕班农本人了解更深。

班农来自一个孩子很多的中产阶级天主教家庭，私立中学，公立大学，之后参军，又念了乔治敦和哈佛两所精英大学的研究生。面对莫里斯的镜头，班农却说：“我上了那些精英学校，但我从来没觉得我跟他们是一伙的。”

相反，一个具有班农式煽动性的故事大致是这样的：在他家乡有个送奶工的儿子在越南战争中丢了性命，很多年后，仍然在他家乡，班农去看一场当地中学的体育比赛，却发现所有的比赛制服上都写着“越南制造”。“我当场就怔住了，”班农说，“我们怎么能容忍这样的事发生？”此类老式爱国主义情怀充斥着班农的个人意识形态。

不仅如此，班农很清楚地认识到，这样想的绝不只他一个。班农对朴素唯物主义有着天生的敏感度，这可能与他很不顺利的中低级生意皮条客职业生涯有关。他在高盛银行炒游戏币（最后被游戏公司封号又被银行开除），在好莱坞当低成本电影制片人（电影无人问津），没一个“成功人士”知道他是谁。

“我一听到希拉里·克林顿在党内选举之后的第一次公开演讲上把我们叫做‘种族歧视分子’，我就知道我们赢定了。”这话里的玄妙，我们头脑比较复杂的中国人大致都能领会。班农主义主要的受众是受教育程度不高、思想观念趋于保守却总数极为庞大的小地方第一第二产业劳动人民。如果要说区别，那么左派尝试看到这些人身上改变命运的积极性，而班农主义看到的只有他们的愤怒。

然而具体到执行，班农最终选择的路线，或者说唯一可实现的路线，却完全是对班农主义的背叛。

“班农不过是跟着钱走罢了，”沃尔夫写道。跟着钱，他先是找到了布赖特巴特（Breitbart News，右翼网络媒体），之后找到了保守党土豪莫瑟尔家族，再之后，是石油土豪暗中支持的茶党。

一顿命运的辗转以后，最终大声喊出“班农主义”的，不是任何一个班农主义者，而是脸色橘黄的亿万富翁唐纳德·特朗普，一个连13美分也不放过的斤斤计较的生意人，一个对政治一无所知、连《宪法》都没读过的商人。使得班农主义能在大资本主义的美国被堂而皇之摆上台面的原因，很可能仅仅是：特朗普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念的是什么讲稿。

沃尔夫的《火与怒》花了整整两个章节写班农。我们读到的是这样一些信息：63岁的班农，白宫里除特朗普以外年纪最大的“政治新人”，完全不是一个职业幕僚的样子。他很不守时，作息混乱，且不喜欢跟人开会。一进白宫，他就把办公室里所有的家具全都搬了出去，架起一块白板，把自己的办公室叫做“作战室”。他一个人坐在里面，从上任第一天开始就准备开战。

“班农比所有人都更早意识到特朗普的白宫就是战场。”沃尔夫写道。后来的故事，当然是班农输了，输给了沃尔夫笔下的“杰万卡”——特朗普的女儿女婿。白宫任期一年未到，班农又一次大龄失业。

在导演莫里斯的镜头前，班农甚至说：“我是看了你的电影才想到去好莱坞的。”向来脾气暴躁，曾对赖斯、拉姆斯菲尔德等人毫不留情的莫里斯，根本找不到什么反驳班农的话说。就像特朗普与他花钱请的脱衣舞娘花钱请的律师是一类人一样，埃洛·莫里斯与史蒂夫·班农，哪怕看似站在意识形态两端，也根本是同一类人。

电影《美国达摩》的结尾令人瞠目结舌。史蒂夫·班农，以一种——至少在作为一名业已十分犬儒的观众的我看来——极为真诚的语气说：“我认为，革命一定马上就要来了。”不要问上一个说这话的人是谁。话音刚落，莫里斯把《晴空血战史》的电影棚给烧了，望着熊熊大火，班农也许在想：“我做了什么？”

在政治的语境下究竟谁是“投资者”？是捐钱的富人还是投票的穷人？什么是“最大利益”？眼前的利益还是长远的利益？——一堆并不具有是非对错答案的问题。被这些问题绊入阴沟的最佳例子，莫过于一位哈佛商学院的毕业生——史蒂夫·班农（Steve Bannon），我们这个胡乱站队、瞎搞一气的流量时代最具想象力，也必然最为悲情的思想家。

《火与怒：特朗普白宫内幕》

（Fire and Fury：Inside the Trump White House）

迈克尔·沃尔夫（Michael Wolff）著

Henry Holt and Co. 2018年1月版

（图片由出版社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