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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亿人没有坐过飞机——究竟该如何扩内需

第一财经 2019-01-24 10:18:24

纵观全球各国,消费对GDP的贡献率一般都在60%~80%,而我国消费的贡献率在50%左右,显然,消费这驾马车还跑的不够快。

自本人两周前发表了《中国有多少人没有坐过飞机——探讨扩内需的路径》后,引起了广泛热议。看到很多留言,发现大部分读者能够领会此文的核心观点: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最大问题是“有效需求不足”,而不是供给过剩,故通过压缩供给并不能根本解决问题,反而容易引起需求下降,引发通缩风险。因此,刺激消费需求(而非投资需求)才是当务之急。

10亿人没坐过飞机说明了什么

不过,仍有不少读者并没有读懂此文,认为既然还有那么多人没有坐过飞机,说明内需很充足,经济增长潜力很大,按此逻辑,那就是越落后就越有发展空间和增长潜力,今后世界的格局,都将是发达国家的衰落和落后国家的后来居上?

因此,一定要区分潜在需求和有效需求,前者是有需求但没有钱来满足需求,后者则是指有钱可以消费以满足需求。此外,还要知道边际消费倾向递减的规律,即钱越多的人,消费比重就越低;也就是说,高收入人口的消费占其收入的比重较低,而中低收入阶层的消费占其收入比重较高,因此,贫富差距越大,越对国内消费总量增长不利。

还有人解释中国10亿人没有坐过飞机的原因,是因为高铁普及了,于是坐飞机的人就少了。而我的判断是,除去2.8亿高收入阶层人口之后,剩余11亿居民家庭人口的人均可支配月收入只有1600元(见国家统计局《2017年统计公报》),这一平均收入水平或存在低估,但即便人均提高到2000元,也很难坐得起飞机。

上篇文章发布后得到了一些有价值的反馈信息,大致可归纳如下:1. 过去五年中,乘飞机的人数约为2.3亿,如2018年有近6亿人次坐过飞机,但坐飞机的人数估计为1亿左右;2. 过去两年坐飞机的人数中,属于第一次乘坐飞机人数占比接近50%,说明消费升级仍在延续;3. 目前中国人口接近14亿,估计占全国70%左右的人口(10亿)从未乘过飞机也属正常,如欧洲迄今仍有40%的人口从未乘过飞机。

因此,“10亿左右的人口没有坐过飞机”的判断基本符合实情,并不值得大惊小怪,毕竟中国仍属于发展中国家。不过,据此认为还可以大建机场以满足潜在需求的观点,我不敢苟同。

以国内机场的旅客吞吐量分布为例,看似国内机场旅客吞吐总量保持了较高增长,但若观察一下细分数据,分化实在太大。在国内229个机场中,只有32个年吞吐量千万级别的机场,就占据了全部旅客吞吐量约78.5%,而年吞吐量在300万以下的机场多达179个,只占全部旅客吞吐总量的8.9%。

中国人均收入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依然很大,因此,中国居民的潜在需求也很大,关键是如何把潜在需求转化为有效需求。扩需求有两种路径,一是靠投资拉动,二是靠消费拉动。投资拉动既可以带动就业,又可以拉动发展,于是就有了“想要富,先修路”之说。但如果路修得太多了,既会造成过剩,又会导致社会债务率上升。

如从供给侧观察,公路的旅客周转量占比大幅度下滑,但总里程却逆势大幅增长。根据2007年公布的《综合交通网中长期发展规划》,到2020年,公路总里程要达到300万公里以上,其中“二级以上高等级”公路65万公里,高速公路10万公里左右。

而到2017年的实际情况则令人瞠目:公路总里程已经达到了477万公里,较2020年规划目标超出了60%。其中高速公路13.65万公里,也超出了36%;但“二级及以上公路”占公路总里程的13%,占比未达标,这表明二级以下的低等级公路已经建设得太多了。

相比之下,我国的高铁、地铁的客流量还在上升,因此,基建投资在高铁和地铁上的投入还是值得的。航空的客流量增长也很快,但要注意机场修建的地理位置与人口流之间的关系,应该在人口密度高、产业发展快的地方多建机场。但公路的扩张似乎要降速了,因为公路客流量从2017年开始就出现了负增长,乘用车销量2018年也出现了负增长。

我国从古至今都崇尚授人以渔,但这也需要有一个度的把握,如今看来,已经出现“渔”多“鱼”少的问题,那就应该把扩内需的重心落在“放水养鱼”上,即如何去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和社保水平,扩大消费这一内需。

如何增加消费对经济的贡献

纵观全球各国,消费对GDP的贡献率一般都在60%~80%,投资的贡献率一般都在20%左右,而我国投资的贡献率在40%左右,消费在50%左右,显然,消费这驾马车还跑的不够快。那么,如何让消费这驾马车跑得快呢?至少有三条路径,第一,尽快提高中低收入阶层的收入水平;第二,还欠账,加大财政对教育、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障方面的投入,让老百姓敢消费;第三,降低居民的买房杠杆率,更多的钱用于消费。

建议可以采取以下对策来促消费:

第一,加快农村土地流转改革的步伐,包括集体建设用地、宅基地和耕地的市场化流转,需要通过立法的方式让土地合法、公平和合理地流转起来。此举有利于增加农村居民增加财产性收入,进而促进消费,同时也有利于推进农村城镇化、建设美丽乡村,加快农业现代化的步伐。

第二,扩大国有资本无偿划转给社保的比例和范围,以补足社保基金缺口,有利于间接刺激消费。如美国居民储蓄率接近于零,但为何消费对GDP的贡献要占到80%以上呢?主要原因是美国具有完善的养老制度,即政府、企业和个人三大支柱,企业养老即401K计划和个人养老保险制度即IRA账户,其中美国个人IRA账户上的钱要远超我国国内居民储蓄的平均水平。

2018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减少了470万,抚养人口增加了1000万,人口老龄化问题日益严峻,部分省份已经出现养老金收不抵支的窘境。因此,通过扩大国企的股权无偿划转给社保的方式,应该能够弥补当前及未来的社保缺口。若按照当前划转10%的比例,2018年初步筛选下来的进行国资划转的企业只有15~20家,不足以弥补社保资金缺口。今后应该加大国有资本划转社保的比例和范围,增大社保基金处置国有股权的权利。

第三,坚持房住不炒,这也是目前政府部门正在努力实施的方案,如扩大租赁房建设,关键看效果如何,如对于租赁房,西方很普遍,中国的老百姓能否接受,需要面对现实去操作。此外,寄希望在房价能够稳定的前提下实施房产税,这当然是居民降杠杆、促消费及缩小贫富差的有效手段,但能否同时维持房价稳定?

第四,扩大中央政府在民生领域的财政支出规模,以逐步化解当前经济领域出现的某些“困局”,如居民消费意愿不足,民企投资意愿不足等问题。目前,地方政府杠杆率水平已经偏高,需要降杠杆,企业和居民部门也是如此,唯有中央政府的杠杆率水平还很低,只有20%左右。那么,扩大中央政府的财政支出,会不会导致财政赤字率(财政赤字占GDP之比)突破3%的所谓“安全线”?

我认为,3%的所谓安全线是世界银行很多年前提出来的经验公式,目前不少发达国家的财政赤字率早就突破了3%,也并没有造成财政危机。中国国情与它们不同,各级政府所有的“资产”包括国企、土地和自然资源,规模巨大。因此,中央政府发国债、加杠杆的空间较大。

2008年,美国政府为了应对次贷危机,加大政府的投资力度,政府杠杆率水平从57%提高到2013年的97%,随着政策刺激下经济的复苏,居民和企业部门的杠杆率水平也显著下降。因此,我们要实现全社会稳杠杆的目标,也需要先行加大中央政府在民生领域的支出力度。

(李迅雷系中泰证券首席经济学家、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副理事长)

第一财经获授权转载自微信公众号“lixunlei0722”,小标题为编者所加

责编:胥会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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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内需GD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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