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春阅读 | 焦灼盛世，儒生张居正的法家悲凉

编者按：

临近春节，第一财经《阅读周刊》推出了2018年度商业和人文图书十佳，共20本，并分别做了简介。

无论是以经济、社会或历史为观察对象，这些书都集合了当代的视野、严谨的研究和精彩的写作，我们希望也相信它们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我们约请书评作者，为其中部分重点图书撰写了篇幅较长的书评，以便读者能进一步了解这些“年度好书”，从中选择适合自己的作品。

春节假期，我们将陆续刊发这一系列书评。

晚明，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

最好，是说张居正以一己之力掀起变法，取得了不俗的功绩，而社会经济、文化思潮方面也生机勃发，不由得让人怀想致敬；最坏，是堂堂天子可以数十年沉迷于酒色，仅仅依靠文官系统的自我运转，庙堂之上的政治决策时不时被权臣操纵，激发了不少士大夫的反制与抗争，最终间接导致崇祯皇帝的悲戚结局。

大历史的追问

明史研究专家樊树志教授长期耕耘于晚明史领域，曾推出两卷本的《晚明史》，广受好评。《新政与盛世》是其重绘这一时代的五卷本《重写晚明史》的第二卷，作为一部向大历史的致敬之作，作者试图挣脱碎片化史学的弊端，着力解读晚明那段令人荡气回肠的历史。

樊树志追问：晚明社会自海禁开放后，经济繁荣，思想活跃。造就这一片欣欣向荣景象的原因，除了社会自身的自改革，是否还有朝廷的政策因素？如果有，那么，从嘉靖到万历，朝堂之上到底发生了什么？

这一时段，与黄仁宇《万历十五年》所处理的内容相近，不过黄仁宇是以人物为中心，樊树志则以重大事件与历史人物交相为用，在互动与纠葛中呈现历史的复杂面貌，尤其重视细节的力量。

细节中有魔鬼

这一卷的五章，分别描述了嘉靖隆庆时代的政局与内阁，张居正与万历新政，皇帝朱翊钧与首辅张居正，张居正之死与朱翊钧亲政，以及有名的“万历三大征”。这无疑是政治史的思路，而且主要是高层政治的博弈，皇权与相权如何运作，万历皇帝如何由幼童到独立掌权，而张居正又如何由权倾一时到尸骨未寒即惨遭抄家之祸。点点滴滴，无疑都渗透着权力的黑光。

樊树志聚焦万历一朝的政治决策与军事方略，悉心解读晚明史料，对时人的奏疏、书信、文集，以及邸钞、实录及方志等文献进行深度发掘，重建了张居正新政改革与再造盛世的历史，这里既有张居正个人的升降沉浮，又有诸多臣子、僚属的喜怒哀乐，伴随着大政方针与进退出处，展现了丰富的历史细节。让人印象深刻的是，皇帝与阁臣的问答对话，阁臣之间的冲突与互动，底层民众的抗争与呼吁。

虽然提倡大历史的眼光，樊树志真正叙述的却是大量生动的历史细节，比如嘉靖朝重臣徐阶为了避免刺激皇帝，如何策动扳倒严嵩父子，以及与后者怎样斗智斗勇，勘破相关的历史迷局，进而将严嵩父子一击致命。这里面既有正史的叙述，又结合当时的笔记史料，细致地进行了梳理，将高层政治的沟沟壑壑和盘托出。

徐阶少年成名，才智过人，但又不恃才傲物，为了应付严嵩父子专权的危局，不惜与之周旋，甚至附籍严嵩祖籍，到严嵩故地卜居，一旦严嵩权势低落，立刻翻盘，将其推倒以便革新政治。嘉靖皇帝去世时，徐阶与张居正利用起草遗诏的机会，以皇帝的口吻反思嘉靖朝的政治问题与社会乱象，二人又代隆庆皇帝起草即位诏书，借此系统提出自己的政治主张，为后来的政治变革争取合法性。看似仅仅是细节，却保留了不少政治变动的生机。

作为张居正的恩师，徐阶颇有宰相度量，一手提拔了这位目中无物的卓荦之士，并为张居正改革奠定了大好局面。

哪怕是处理万历朝援朝抗倭七年战争如此繁复的历史事件，樊树志也在对大经大脉较为细致的勾勒过程中，引入不少人物对话与交锋细节，让人较为真切地感受到这场震动东北亚各国的重大战争，是如何影响了三国精英与人民的生活，并带来了什么样的结局。

与此同时，樊树志将不少当时的决策及其后果，放在数百年的历史进程之中进行追问，比如对于播州杨氏叛乱的评定，就将其与此后雍正年间的改土归流联系起来，认为这一举措尽管耗费了大量人力与财力，但长痛不如短痛。

张居正的正面与侧面

作为这场改革的操盘手，张居正誉满天下谤亦随之，身后亦遭遇了无尽的困厄。本书给予张居正很大的篇幅，既展示了他逐步攀升的过程，也交代了他怎样善于在各色人物之间穿针引线，以便为其改革铺路，同时在处事方面又如何随着地位的稳固而飞扬跋扈。

张居正经过多年苦心经营，渐渐赢得了皇帝与施礼监大太监冯保的信任，在政治、经济与文化领域厉行改革。

首先是整顿吏治、重振官场风气，为了给繁琐的公文政治瘦身，避免“上之督之者虽谆谆，而下之听之者恒藐藐”，张居正一方面推行了考成法，另一方面强调公铨选、专责成、行久任、严考察，加强对于官员的选任，一切以实绩为考核依据，并且强调为官年限要长久，方可以熟悉事理，便于行政。这一雷厉风行、不拘一格的改革，大大刷新了吏治，中外淬厉，勤于治道。

其次是推行清丈、一条鞭法等举措，解决财政困境。政治改革取得一定功效后，张居正接着尝试解决国贫民穷的老大难，当时财政花销极大，除了日常的开销，还有所谓的边饷，每年亏空近一百五十万两白银。不过，张氏想到的不是提升民间税率，而是主张“不加赋而上用足”，从富家大族与豪吏身上做文章，既奖廉抑贪，又从清丈田粮入手，从福建试点，然后推及全国。

当时明朝立国两百余年，各项税收征收制度已经烂熟，弊端也层出不穷。张居正为了便于推行这一改革，以身作则，第一时间要求其子清理上报湖北江陵老家的田地税粮是否有猫腻，在发现存在问题后及时向地方官禀报。这一努力，清理出来不少隐匿田地及其所规避的税粮，使得国家所掌控的税粮田地有不少增加。

尽管有不少非议，张居正顶住压力，又推行了一条鞭法，把各种徭役折算成银两，与税粮所折算的银两合成一个总额，统一征收，使得服役更加简化，简言之，田多粮多者则多交，使得税负更加合理，也适应了当时社会经济的商品化趋势。

与此同时，张居正在文化领域的措施争议极大，甚至钳制了思想活力。他虽然是儒生，可内心推崇的却是法家那一套。众所周知，王阳明及其后学在晚明影响极大，尤其是阳明学以讲学号召天下，张居正却批评讲学不利于世风，下令关闭了不少著名书院，不许读书人议论天下利弊，不许标门别类、创立书院。万历七年正月，皇帝颁布诏书：毁天下书院，要求将各地书院改为公廨衙门，书院的田粮则归里甲所有。六十四家久负盛名的书院被取缔并捣毁，这种试图钳制舆论的举动受到读书人的极大反弹，何心隐甚至付出了生命，后来才逐渐恢复书院讲学之风。

《明实录》总结这次新政，认为“十年海宇肃清，四夷詟服，太仓粟可支数年，冏寺积金至四百余万”，通过开源节流，财政赤字逐渐消失，甚至有所结余，万历一朝成为明代最为富裕的时期，为未来“万历三大征”奠定了经济基础。

这一切，张居正当然居功至伟。

然而，张居正自身居功自傲的地方也不少，他在老家营造豪华府邸，在京城也大肆修造，耗费了不少金银。几个儿子参加科举，不少官员为了逢迎大开绿灯。王世贞还通过自己的考证，揭示张居正长期热衷房中术，而亲信游七千方百计为其谋取房中药，供其纵欲；戚继光等人为迎合张居正，以重金买美女贡献，张氏甘之若饴，导致身体羸弱，加之身心劳累，心力交瘁。

张居正的恃才傲物、多杀而寡恩纵欲，无疑为其身后的惨祸埋下了伏笔。所谓人走茶凉，有治人而无治法，张居正肉体的消亡，很大程度上也意味着其事功的逐渐散去，其中的悲情，可能在鼓吹法家的张氏心中早有所知，更何况纵览国史，那些推崇法家的政治家的确鲜有善终。

《重写晚明史:新政与盛世》

樊树志 著

中华书局2018年8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