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如何为改革提供动力、释放经济增长潜能成为备受关注的问题。
为此,第一财经记者专访了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刘世锦。他认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也是高难度增长,要加快开放城乡之间土地、资金、人员等要素市场,允许相互流动,更要允许“试错”。
第一财经:您认为在经济高质量增长阶段,重点需要推进的改革有哪些?
刘世锦:当前高质量或者高难度增长阶段,需优先推进三项改革。首先要加快开放城乡之间土地、资金、人员等要素市场,允许相互流动;其次要打破行政性垄断,在基础产业领域放宽准入,鼓励竞争,降低能源、物流、通信、资金、土地五大基础性成本;再有要加快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的对内对外开放。
关于中国经济增长,我的预判是,今后两年增速应该还能保持在6%以上,因为还有202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要求。2020年以后,经济增速应该就是在5%~6%这样一个中速增长平台的均值。要达到这样的增速也不容易,得找到新的增长动能。
那新的增长点到底在什么地方?我认为很大一块就在城乡之间。最近有两个概念,一个叫“做大都市圈”,再一个叫“乡村振兴”。大都市圈是中国下一步发展的重点,提高全要素增产率、新增长动能、转型升级等, 70%~80%以上都将发生在大都市圈。
而在大都市圈中,核心城市周边会发展起大量的小城镇,很大一部分就来自在这个范围内的农村。所以在大都市圈范围内的这一部分乡村,是最有潜力振兴起来的。
大都市圈范围之内的城乡人民应该共建共享,这就需要土地、资金、人员等要素流动起来,也就涉及到土地制度改革的问题。而无论是集体建设用地入市,还是宅基地流转,我觉得都应该给基层一个比较大的空间,让他们去“试错”,通过相当多的试错以后,找到一条正确的路。
第一财经:为什么您认为能源、物流、通信、资金、土地等五大垄断性领域降成本后,会给宏观经济的高质量增长提供非常大的动力呢?
刘世锦:我提出中国高质量发展也是高难度增长,高难度的其中一个方面就是降成本。往下降就得搞改革,就得打破行政性垄断,放宽准入,鼓励竞争,但目前还没有突破性进展,所以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落实。
还有一点比较重要的是,现在的放宽准入很大一块是让民营企业可以进入这些领域,但对民营企业来说,不仅得让其拿钱,还得让其说话、决策,如果这个问题解决不好的话,他们可能就不愿意进去。
我认为下一步的高难度增长得啃硬骨头,五大基础性成本相关领域的改革就是一大块硬骨头。不啃这块硬骨头成本就下不来,就没法实现高质量增长。
第一财经:您曾谈到中国的货币政策应该在经济下行压力比较大的时候有一个适当的反应,那依据您对2019年经济的判断,货币政策还应该有怎样的适度反应?
刘世锦:首先我们是要尊重规律,下行是符合规律的。但是确实有一部分潜力是被体制限制了,所以要通过改革把这部分潜力释放出来,这个问题更应该被重视。
如果我们只盯着货币政策、财政政策,而不关注释放增长潜能这一类的改革,可能就是本末倒置,从而带来副作用,延误时机。
国家开发银行相关部门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国开行将不断完善综合金融服务体系,推动将更多金融资源投向基础设施、产业升级、科技创新、农业现代化、生态治理、民生改善等重点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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