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士余事件背后是中国金融反腐的持续推进

5月19日深夜，一则短消息震动了朋友圈：刘士余主动投案了！瞬间，朋友圈炸锅了：打“妖精”的咋成“妖精”了？

刘士余事件背后是中国金融反腐的持续推进。

今年一开年，1月11日举行的十九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就剑指金融腐败，在工作部署中专门强调要“加大金融领域反腐力度”。

之后，《人民日报》从2月开始刊发一系列评论员文章解读中央纪委三次全会精神。在2月12日刊发的第四篇评论员文章《坚决惩腐，巩固发展压倒性胜利》中，透露了中央纪委反腐败工作的不少新进展、新动向，并预告了今年反腐败工作的重大工程、重点领域、关键岗位，金融领域同样被着重点出。

早在2014年，金融领域的反腐就拉开序幕，并在2017年演变成金融领域的风暴。

据媒体统计，从2013年5月到2017年5月，四年间，仅中央纪委网站通报的落马金融监管官员和国有金融机构工作人员就有至少35人。十九大以后，金融领域反腐风暴继续加码。

而2013年至今，包括保监会原主席项俊波、证监会原副主席姚刚、证监会原主席助理张育军、银监会原主席助理杨家才在内，金融领域至少已有十名左右中管干部落马。

国家对金融乱象出重拳

近年来，反腐利剑瞄向金融界，固然与此前的金融乱象脱不了干系，从本质上却反映出金融的重心“由抓经济切换到抓政治”的趋势。

由于金融的一般等价物是故事，只要有故事，金融交易就有戏；概念越多，戏份就越足。于是，编故事、造概念就成了金融发展的“首要任务”，专业术语是“金融创新”。

而创新的本意是“规则的破坏者”，规避法律法规的监管，成了金融创新的原动力。

金融创新因此变成了一个筐，打擦边球、制造模糊地带、换小马甲、放大寻租空间等，什么都可以往里装；而且，水越混鱼越多。

加上，金融行业有着很高的专业壁垒，外面的小伙伴搞不懂里面的“套路”，助长金融腐败滋生蔓延。

既有银行高管伪造银行公章、给票据造假、再炒卖贴现的诈骗行为，又有债券高管涉嫌债市丙类账户、在发行环节拿券、在交易环节倒券的不当获利行为，还有保险监管部门与保险公司勾结、筹资炒股炒房的投机行为，更有证券发审监管官员突击入股、亲友代持、操纵过会、暗中套利的“老鼠仓”行为。

“百亿元级”的非法集资、银行集体骗贷案、盲投的保险资金、诡异的IPO等，扰乱金融秩序，威胁金融安全。

鉴于其危害深、影响广，国家层面开始对剑走偏锋的金融乱象出重拳进行干预。

金融强监管仍将继续

当然，金融业自身也有其运行规律，如同周期论，一个完整的经济周期包括繁荣、衰退、萧条、复苏。金融业自身发展的铁律也包含四大阶段：自由—创新—危机—管制，纵观海内外，基本如此。

美国金融监管自1933年以来便呈总体放松态势，美国经济自由化思想根深蒂固并贯穿金融业始终，自上至下坚信自由市场出于趋利避害的本能可进行自我调节，相反政府监管作用不大，格林斯潘在其《动荡年代》一书中专门阐述道，“政府干预往往会带来问题，而不能成为解决问题的手段”，他认为，监管往往可能会妨碍市场的发展和创新。

以格氏为代表的金融精英，把金融自由化推向极致，各种衍生品创新令人眼花缭乱。

据国际清算银行保守估计，2006年底美国金融衍生品市值约400万亿美元，为当年美国GDP的36倍，泡沫如此膨胀，华尔街如此嚣张，最终把天捅破了，市场崩溃，危机席卷全球。

危机给了美国最深刻的教训，2010年奥巴马正式签署金融监管改革法案，拉开了大萧条以来美国最大规模监管改革序幕。这部堪比《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的《多德—弗兰克华尔街改革与消费者保护法案》，尽管遭遇顽固挑战，前路坎坷，但美国毕竟开启了政府纠偏的金融管制之路。

2012年是中国经济和金融的“分水岭”。接下来的四年中，金融牌照价值边际下滑的速度非常快。2016年中国金融业增加值占GDP比例已经超过10%，即便在美国那么发达的金融系统，这一比例也没有超过6.5%，中国在2012年以前金融业增加值占经济总量的比例仅为6%，4年后上升到10%，原因就是过度自由化。

最终，以2016年7月26日政治局会议为开端，以2017年7月14日第五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为拐点，一场金融大整肃全面登场。

综上，金融业发展，某种意义上呈现出上述内在铁律，就此也可大致预测未来的基本趋势。短期而言，强监管还将是主题词。

金融三大变局

随着金融反腐推进及金融换频道，前些年一度嚣张的金融扩张及各种名目、旗号的金融创新已经消停下来。

在此过程中，金融变局也悄悄拉开序幕，金融业正迎来深刻的结构性调整。

1. 由金融业的自娱自乐向为社会实体经济服务调摆。

前些年，在金融政策放松的背景下，金融业自成体系，沉浸在自己“钱生钱”的小世界中不管不顾，愈走愈远。随着国家对金融进行全面调整，大资管框架下，“脱虚入实”已然成为经济发展的主基调。

自2017年开始，相关数据显示，银行超70%的理财产品资金投向了实体经济；央行数据显示，2018年全年人民币贷款增加16.17万亿元。其中，以实体经济贷款为主的非金融企业及机关团体贷款增加8.31万亿元。同时，社会新的经济发展，如“一带一路”等都需要钱，都注定了金融回归实体的必然性。

2. 金融资本化、资本基金化、基金平台化、平台股权化。

金融的结构性失衡实际上已经造成了经济结构的扭曲和系统性风险的累积。从2017年金融工作会议开始，着力将金融业导向“正道”，充分利用资本的力量实现“脱虚入实”。

而实体经济也正在向新经济、新科技等形态转型，未来金融不仅将对接娱乐、旅游等新经济产业，还将大举投资颠覆性科技产业。

当新兴产业崛起，基金的玩法正悄然改变，建立产业引导基金。基金平台化，平台股权化则主要是像公司以及各类平台意义上的基金，其投资方向更多的是参与实体经济，尤其是参与科技创新。此种投入，不是在一个标准的证券市场去交易，而是彼此搭建股权化意义上的架构进行资本投入，借势高度的资本集中，进而推动中国在工业4.0、物联网、人工智能等科技领域的超前突破。

3. 科技捆绑金融将是大势所趋。

银监会《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机构业务活动管理暂行办法》的落地，实质上已经意味着金融科技正加速版本升级。尤其是互联网、大数据、区块链、生物识别等前沿科技，使金融“基因突变”。

如果说传统的金融理论还是“物理化金融业态”的外形，那么与科技捆绑的金融则是“虚拟化金融业态”的升级，科技金融对银行的转型冲击超乎想象。

纵观，四大行裁撤网点、缩减柜员，互联网将支付宝和财付通统统收编，科技与金融在缠斗中，其实都在进行结构性调整。

金融监管创新的未来趋势

除了金融业自身在监管压力下进行调整变化，金融监管未来也面临转变的要求。

毕竟，在金融监管力度加大下，中国仍需要新金融创新，但全世界的经验表明，绝大部分金融监管仅能做到事后监督，毕竟创新本身就意味着打破现有框架的羁绊与约束。

实际上，未来新金融的趋势至少要体现两个“要”，既要大发展，也要有规矩，放得出去、收得回来。

不过，对创新的约束显然不可能来自顶层设计，而只能出自于创新者的自我约束。

各类创新，在创业之初就需将企业社会责任纳入经营范畴，自我举证合法性与规范性，自我建章立制，提交有关部门备案。

如共享类项目自我举证、建章立制，是为创新保驾护航的最佳路径。以此类推，金融创新，亦可在商业模式设计之初，将自我举证、自我建章立制作为出发点，而全世界创新之源美国的诸多做法，皆可为“他山之石”。

如美国2012年便颁布了JOBS法案（乔布斯法案）并于2016年进行了最新修订，严格最高发行额、发行人与投资人的资质认定、信息披露等，如规定个体投资人年收入低于10万美元，每年投资额度不得高于2000美元或收入的5%（取两者中大的）等；中小企业年融资额不得超过100万美元，且不同额度对应不同的审计要求……既确保双方权益，又为非资本市场融资开辟了创新之路，值得中国金融创新借鉴。

（作者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福卡智库首席经济学家）

第一财经获授权转载自“福卡智库”微信公众号，原标题：《至少十名高官落马！大戏背后的变局更将深刻影响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