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方GDP占比降至38.5%，人口流动“南入北出” 格局渐成

近年来，我国经济已呈现出增长速度“南快北慢”和总量占比“南升北降”的格局。

清华大学中国新型城镇化研究院日前对我国南北方发展差距进行了相关研究（下称“研究”）显示，2004～2012 年，我国北方地区经历了一段较快发展的时期，以 2013 年左右为分水岭，其与南方地区的差距持续扩大。从 2013 年起，北方地区经济占比开始大幅下降，至 2018 年跌至近 20 年最低点 38.5%。

北方GDP占比降至新低

该研究以秦岭-淮河一线为南北分界参照线，以省级行政区为基本单元划分南北方。北方地区包括黑龙江省、吉林省、辽宁省、河北省、北京市、天津市、内蒙古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甘肃省、宁夏回族自治区、山西省、陕西省、青海省、山东省、河南省等 15 个省份，总面积 580万平方公里，2017年 GDP总量 33.0 万亿元，常住人口 5.81 亿人。

南方地区包括江苏省、浙江省、上海市、安徽省、湖北省、湖南省、江西省、四川省、重庆市、贵州省、云南省、广西壮族自治区、福建省、广东省、海南省、西藏自治区等 16 个省份，总面积 384 万平方公里，2017 年 GDP 总量 51.7 万亿元，常住人口 8.07 亿人。

从经济总量来看，近二十年南方地区高于北方地区。从经济总量占比来看，2003 年到 2012 年，北方经济总量在全国占比由 42.6%上升到 45.8%。然而从 2013 年起，北方地区经济占比开始大幅下降，至 2018年跌至近 20 年最低点 38.5%。 经济增速与人均 GDP 指标也反映出同样的趋势。

中国南北地区 GDP 总量与占比变化情况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2000-2018》，清华大学中国新型城镇化研究院制图

从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来看，南方居民可支配收入整体上高于北方，近年来南北差距有略微扩大的趋势。从 2013年以来，南方地区人均可支配收入一直高于北方地区，2013～ 2017 年我国北方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 17252元增加到24146 元，南方由 20471元增加到28833 元，2017年南方地区人均可支配收入是北方地区的 1.13倍，较2013 年的 1.1 倍进一步增大。

中国南北地区人均 GDP 变化情况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2000～2018》

从各大区的情况来看，西南大区与西北大区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率较高，与其它大区的差距在 2016～2017 年期间逐渐减少；东北大区增长率较低，与其它 大区的差距逐渐拉大。

产业结构“南轻北重”

南北分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这其中，产业结构的南北差异是一大关键所在。研究指出，产业结构的“南轻北重”和近年来国家产业政策的调整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

北方重工业、传统工业和资源型产业比重显著高于南方，如北方原煤、粗钢的产量占全国比重分别达到 87.3%和 75.4%，而集成电路、 微型计算机产量仅占全国的 25%和 2.5%。

相比之下，近年来新增高技术产业则呈现南方活跃、北方相对滞后的态势。从 2005 年、2014 年和 2017 年的当年新增工商企业注册数据来看， 新增计算机、通信和其它电子设备制造业企业数量较多的地区逐渐南移，东北地区显著减少；新增互联网和相关服务、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企业数量较多的地区在 2014 年以后主要集中在南方。

以主要城市群的产业结构为例，京津冀城市群的优势产业集中于通用设备制造、纺织、 制衣、黑色金属采选业和非金属矿物制品业等，长三角城市群的优势产业集中于纺织业、电器机械和器材制造业、专用设备制造业等，珠三角城市群的优势产业高度集中于计算机、 通信和其它电子设备制造业及通用设备制造业。

厦门大学经济学系副教授丁长发对第一财经分析，1999年后，投资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作用日益凸显。大规模的铁公基建设对钢铁、水泥、石化等重化工业需求量很大，因此大量的投资向环渤海等地倾斜。这其中，作为环渤海省份，在进入新世纪后的几年，山东曾位居全国第二，并一度紧追广东。这个阶段也一度有“经济重心北移”之说。

不过，在丁长发看来，这个阶段，北方重化工业地区的快速发展只是短暂的辉煌，是政策和大规模固投之下的高速发展，由于缺乏足够的动力，没有及早进行转型升级。

标准排名城市研究院院长谢良兵认为，南北方经济差距拉大的背后是传统产业与新经济之间的比拼，是开放创新快与慢的差别。这一区域经济格局的变化在双创领域也呈现出同样的表现，即南北差距正在拉大，创新驱动正在成为经济转型的主要抓手。

人口向“阳光地带”转移

伴随着南北经济发展分化，人口也呈现出了“南入北出”的格局。研究指出，近年来人口流动呈“南入北出”，人口集聚进一步增强南方地区的经济发展活力。

从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来看，流动人口总量表现为“南多北少”。2010 年全国流动人口总量达到 2.61亿人，其中南方作为流入地的流动人口达 1.65 亿人，占南方常住人口的 21.3%。而北方作为流入地的流动人口总量为 0.96 亿人，占北方常住人口的比例为 17.2%。同时，近年来南方的净流入人口比重逐渐上升。

前述研究显示，2010 年至2015 年，南方流入北方人口占跨省人口总数比重逐渐下降，由2000 年的9.7%降至2015 年的 7.8%；而北方流入南方人口比重则由2000年的 8.0%稳步上升至2015年的14.0%。

2018 年人口净流入排名前五的地方分别是广东、浙江、安徽、重庆和陕西，其中 4 个均为南方地区。南方大部分省份均实现人口净流入，而北方省份多表现为人口净流出， 仅新疆、陕西的人口净流入较为明显，分别达到19.1 万人与 3.3 万人，其余省份人口净流出现象较为严重，其中山东人口净流出42.5 万人。

根据第一财经记者统计，2018年至少有21个城市的非户籍常住人口超过了100万，这其中上海最多，深圳第二，北京、东莞和广州分列三到五位。从区域分布上看，珠三角和长三角的城市最多。

表：21个非户籍人口人口超100万的城市

数据来源：第一财经根据各地统计公报、公开资料统计

前述研究认为，人口流动向阳光地带集中是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城市化发展的大势，创新经济、消费经济的发展与城市宜居环境之间具有很强的关联性。我国南北方地区在自然条件上存在 温度、降水、地形等方面的差异，南方地区拥有相对优越的气候条件和资源禀赋，对人口和创新经济集聚更具吸引力。

加快北方中心城市建设，优化营商环境

针对南北差距扩大的局面，该研究建议，北方地区可以通过扩大开放、强化中心城市、都市圈、城市群的辐射带动作用，以及优化创新创业和营商环境等方式进一步增强对人才和企业的吸引力，带动经济发展。

首先，要加大对北方“一带一路”重点区域政策投放力度， 加快推进北方地区对外开放。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各类重大政策区在南方设立数量远远多于北方，各类政策区的优惠 政策进一步促进了南方地区经济的发展及对外开放程度的提升。

截止到2018年，国家共设有各类政策区 579 个，其中位于南方357个，占 62%。

该研究建议，加强对北方“一带一路”重点区域政策区的设立，加大政策的支持力度，提高西北、东北等国内沿线省（市区）的参与度。扎实推动北方地区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沿边国际口岸、边境经济合作区和跨境经济合作区等功能平台的建设，推动沿边开发迈上新台阶。以大力发展开放型经济为纽带，以开放型产业体系建设为载体，强化产业发展协同，优化区域开放布局，进一步提升对外开放 水平，加快对内对外开放步伐，带动北方经济发展。

其次，在我国经济进入到转型升级新阶段后，中心城市对区域经济的带动和引领作用十分关键。报告建议，要加强北方中心城市建设，强化京津冀城市群的引擎作用，强化北方区域协同治理，以提高城市群的引领带动作用。

该研究分析，从世界城镇体系发展规律来看，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城市群将成为引领我国南北方发展的核心引擎，但与长三角和珠三角相比，目前京津冀城市群和环渤海地区的辐射作用尚未充分发挥。北方城市群内部的经济联系较弱，2015 年前后，南方城市群迅猛发展，城市群内部的资本互投额甚至高达北方城市群的 2.7 倍，南北差距逐渐拉大。

从全国城市排位来看，南方中心城市稳居全国前列且成都、武汉、长沙等部分城市迅速崛起，而北方地区前列城市渐趋衰落而后列城市增长缓慢，导致南北差距拉大。且北方中心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尚未发挥，对其他城市的经济 辐射力、人口吸引力、交通连接度均低于南方。

前述研究建议，未来北方地区应强化区域协同治理，提升城市群的一体化发展水平，重点强化京津冀地区乃至环渤海地区的引擎作用，有序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重点培育雄安新区和北京城市副中心等新增长点，进一步优化京津冀城市群各中心城市的产业和功能的分工协作，为北方腹地发展打造强有力的核心引擎。

同时，积极培育郑州、西安等内陆地区新兴崛起的中心城市， 在国家“一带一路”倡议等新格局中重新谋划这些城市的发 展定位和发展思路，强化中心城市对高端要素的集聚能力。

第三是要优化北方地区创新创业环境和营商环境，理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增强对人才和企业的吸引力。

研究显示，当前，我国科技创新能力“南高北低”的现象令人遗憾。北方高等院校等知识创新要素集聚程度与南方基本相当，优质院校和科研资源比例更高，具有很好的科研创新要素基础，但企业创新活跃度普遍低于南方，制约了科技成果转化，优质创新人才“南流”严重。

我国南北方部分知识创新要素数量比较

数据来源：根据教育部、科技部网站各类要素名单整理。清华大学中国新型城镇化研究院制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