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大伯克利分校教授艾肯格林：未来我们需要更多依赖财政政策

五年前，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的著作《二十一世纪资本论》（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引起了轰动。他在书中指出，市场经济的财富集中是固有趋势。皮凯蒂所指出的模式是，利率r要高于经济增长率g。在r＞g的情况下，生产资料所有者——即资产阶级——能赚取超过经济总体增长率的回报。

皮凯蒂强调了财富不平等问题，并提供了言简意赅的解释，引起了人们的共鸣。很少有经济学家的著作能卖掉100万本。

今年早些时候，另一位法国经济学、即将卸任的美国经济学会主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前首席经济学家奥利佛•布兰查德（Oliver Blanchard）发表了广受好评的演讲，他指出，发达经济体的举债能力要比通常认为的更强。这一结论的基础是，利率要低于经济增长率。在r＜g的情况下，债务与GDP比率，即衡量社会维持债务能力的指标，分母增长将快于分子，只要预算接近平衡。

与此同时，纽约联邦储备银行行长约翰•威廉姆斯（John Williams）发表了一系列被广泛引用的研究，证明真实（经通胀调整的）利率趋于下降已有整整二十年。

那么，我们有没有从皮凯蒂的r＞g的世界，来到了布兰查德的r＜g的世界？如果是的话，他们的观点能协调吗？

答案是两可。皮凯蒂和布兰查德观点确实可以调和，因为他们讨论的是不同的利率。布兰查德的重点是低风险政府债券利率，而皮凯蒂关注风险资本投资回报率。因为这两种利率之间存在大约5个百分点的风险溢价隔离，完全有可能，政府债券利率大大低于经济增长率，而资本回报率则高于经济增长率。

风险溢价为何如此之大颇令人费解。你必须假定消费者着实厌恶风险，才能保证风险溢价达到所观察到的程度。尽管如此，风险溢价的存在解释了皮凯蒂和布兰查德如何达到各自的结论。

这对政策有什么影响？威廉姆斯的分析强调利率对于商业周期的现阶段低得反常，提醒人们在衰退期间降息几无空间。这一前景导致美联储全面评估其货币政策策略。

对皮凯蒂来说，源自巨大的风险溢价的财富不断集中意味着应该以权益和社会凝聚为出发点对富人增税。对布兰查德来说，影响是政府可以安全地积累更多债务。在基础设施需求紧迫的国家（比如美国），存在增加公共投资的空间。类似地，参议员伊丽莎白•沃伦（Elizabeth Warren）所提出的政府出资的学生贷款豁免是有意义的，因为当下的一代人能够大大减轻压力，而未来几代人只需要拿出更高的收入的一小部分就能维持增加的公共负债。

尽管如此，公共债务对于接近充分就业的经济体来说绝非免费的午餐。政府支出增加，就需要动用更多稀缺资源。其他支出，包括投资，就会被挤出，从而导致经济增长萎靡。

但没有达到充分就业的经济体呢？另一位著名经济学家、美国财政部前部长劳伦斯•萨默斯（Lawrence Summers）考虑了这个问题，他在威廉姆斯分析的基础上更进了一步。萨默斯认为，如若放任不管，目前市场力量所形成的利率应远低于零。因为谷歌和Facebook等21世纪企业只需要有限数量的有形资本，并且资本品的相对价格一直在下降，因此让储蓄等于投资的“自然”利率如果没有政策支持，应该实际为负。

但货币决策者似乎无法将利率提高到1%~2%以上，以压制真实利率。因此，投资需求总是低于储蓄，造成长期就业不足。

在这一情形中，增加赤字支出以补充私人支出不足的理由更加充分，因为生产性私人投资被挤出的风险较低。这并不意味着赤字可以无限扩大，因为总有一天，安全的政府债务也可能被重新评级为高风险，导致利率上升。尽管如此，这些观点引出了直观的结论：在未来，我们需要更多依赖财政政策，更少依赖货币政策以实现稳定、平等的增长。

（作者系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他最近著有《民粹主义的诱惑》。版权：辛迪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