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挪威做木匠，就像在中国当包工头

《我在挪威做木匠》这个书名，在中国当下的语境中难免引起一些歧义，让人误以为作者是一位北欧极简家居风格的践行者，或类似手工艺人的匠人，有着自成一格的创作理念、作品能卖出不菲的价格，但工作又不是为了赚钱，而是一种生活哲学的实践。

其实挪威木匠奥勒·托斯滕森（Ole Thorstensen）的职业远比“匠人”离我们更近，他只是一个以木工为专业的“包工头”而已。在挪威，人们可以通过公共教育系统成为一名工匠。这意味着在10年基础教育之后，完成两年职业教育，再在有资质的公司进行3年实习，最后，通过理论和实践考试。托斯滕森在建筑业干了一段时间之后，注册了自己的公司，因为想要独立工作，公司没有雇用任何人，有项目的时候，他会临时召集团队，或成为其他“包工头”团队的一员。

托斯滕森的工作一点也不高大上，他的工作日记里，是我们不熟悉的北欧。和国内的装修工人一样，他每天干完活回到家都灰头土脸，常常夹在建筑师和房屋主人之间双重受气，生存空间还被大型装修公司和宜家这样的连锁品牌不断侵蚀。然而不同的是，托斯滕森并非不得已而从事这项劳心费力，并且与白领比起来朝不保夕的工作。读到大学三年级时，他主动退学成为一名木匠，因为那时他已经明白，坐办公室并不是他的理想，“看到自己的劳动成果以物的形式呈现”，才令他感到满足。

在职业倦怠成为一种社会普遍现象的今天，托斯滕森的书里处处透露出的工作热情，着实让人羡慕。但他也直戳痛处地指出，那些没干过体力活（通常也是掌握了话语权）的人总是强调工作所带来的心理压力，暗示体力劳动是令人愉快的，“但事实上体力劳动并不是对抗工作压力、缓解办公室矛盾的灵丹妙药”。他以自己作为自由职业者一年仅能承接一两次的大工程——阁楼改建为线索，与读者分享了从业近30年来的经验和思考。他写下的平凡故事，事实上是在这个理论变得越来越重要的社会中，对所谓完美无瑕的纸上谈兵的质疑，也是如今难得的来自真正的体力劳动者的叙述。

为彼得森一家改造阁楼，是托斯滕森木匠生涯中最希望碰到的那种项目，也是对全世界从事这项职业的人来说可以作为典型的项目。首先，彼得森一家是很好的雇主，能够采纳他的建议，因此很多有创造力的想法得以实现；其次，改建工程暴露出建筑师和装修团队之间理论与实操的偏差，而这是建筑界普遍存在却始终没有被很好解决的问题；最重要的是，这个时代太追捧新事物了，托斯滕森作为一个用传统方式劳作的人，更愿意看到旧事物焕发新生。

装修是脏活累活，所涉及的技术要求很多很高，沟通工作也很繁重，可能是体力劳动中最难做的一种了。但现实是，这项工作更多是由临时组成的小团队或十几二十人的小公司来完成，装修工人经常得不到应有的尊重和金钱回报，即便在挪威也是如此。而你也很难说这全是雇主们的有意刁难，毕竟这项职业门槛不高，难免有不称职的人惹出麻烦。“手工活儿永远不可能是干净的、无菌的，尽管其最终成品的模样会让我们产生那样的错觉。”托斯滕森看得很明白：“假如某个产品是在别的地方，比如离我们很远的国家里生产出来的，那么我们眼不见、心不烦。但这并不意味着其生产过程就像产品宣传手册上的图片那样纯净无瑕，只不过是因为这一切发生在万里之外，我们没有看到而已。”因此他在正式开工之前，会花几个星期实地勘察、与建筑师讨论规划图、完善施工图和装修方案，并与雇主做最充分的沟通，以求将产生误解的可能性降到最低，并最终让他们满意。

与装修过的别人家的房子相比，托斯滕森自己的家很普通。他没想过把它弄得很与众不同来彰显自己的职业身份和特殊品味，更没有想要生活在一座木工坊里。家里大部分家具都是二手的，还有一些来自家人和朋友的赠予，他喜欢这种和自己有情感联结的物品——就像他喜欢改造旧建筑。在力所能及的前提下，他和女朋友一起装修布置了这个家。

托斯滕森更希望别人能根据他的职业和他完成的项目来评价他，“就好像这个职业本身就是一个人一样”。体力劳动者的身体的确也是职业的一部分，与大部分拥有多年经验的木匠一样，托斯滕森的双手诚实地反映了他的工作轨迹——他干了些什么，正在干什么。“手上的皮肤如同一层薄薄的工作手套，由此可见我过往的生活。我的手就是我手艺的证明，是我的个人简历。”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也在以新的方式体验和运用着自己的身体，并以一种更智慧、更省力的方式工作。

“在任何领域中，平凡的劳作通常威望很低，且常常因艰苦、单调又无趣而被忽视。”做了近30年这项工作的托斯滕森，已经充分证明自己是一个勤奋、能干的工匠，他在书里写道，“一位兢兢业业地除旧布新的工匠，很可能其他工作也干得不错”，说的可能正是写出了《我在挪威做木匠》的自己。

《我在挪威做木匠》

[挪]奥勒·托斯滕森著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未读 2019年5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