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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吉祥神鸟到灾难化身,东西方文化中乌鸦的相似经历

第一财经 2019-07-05 16:31:15

虽然现代人乐于承认“乌鸦很像人类”,这看上去是一种更为人道也更文明的姿态,但这种视角究其实质仍然是人类中心主义的。

当人们在思想和技术上逐渐取得对自然的支配权时,乌鸦的魔力就被祛魅了,它或是只剩负面力量,被视为灾星、地狱使者,或是因其黑漆漆的外表而遭人嫌恶

在我们所熟悉的鸟类中,乌鸦可能是争议最多、遭受误解最大的一种。这在我们的日常用语中都能看出点端倪:一个人嘴巴臭、预言坏事,常被称作“乌鸦嘴”。

但与此同时,却也有“爱屋及乌”的成语,这与更早的典故“瞻乌之望”,其实原本都指乌鸦集于屋乃是吉兆,故有“乌鸦报喜,始有周兴”的传说。汉代还曾有许多乌鸦栖息在御史府柏树上,因而御史府又被称为“乌府”、“乌台”。但大抵从唐宋之际以降,乌鸦在中国人心目中的地位就渐次下降,从原先预兆吉祥的神鸟逐渐变为不受人喜爱的灾厄化身,原先对乌鸦的那种崇敬则转移到了同属鸦科的喜鹊身上。

翻翻美国学者博里亚·萨克斯这本《乌鸦》,就可发现,不仅中国人,世界各地的人们对乌鸦的观感都可说“心情复杂”。当然,虽然他旁征博引,但最熟悉的毕竟还是西方与北美文化中乌鸦的意象,对其余地方(尤其亚洲)难免还是有遗珠之憾。不过其中至少有一条清晰可见的线索:不同文化对乌鸦的敬畏,原本都不是因为乌鸦本身,而是出于对它所怀的神秘力量的尊崇;而当人们在思想和技术上逐渐取得对自然的支配权时,乌鸦的魔力就被祛魅了,它或是只剩负面力量,被视为灾星、地狱使者,或是因其黑漆漆的外表而遭人嫌恶。

最初它受人敬畏,无疑也是因为一身不同寻常的闪亮黑羽。北亚和北美土著的神话体系中,乌鸦、渡鸦普遍被视为神鸟,这意味着,它其实就是天神或自然力的化身。据人类学者詹姆斯·弗雷泽在《火起源的神话》中所记,白令海峡的爱斯基摩人神话中,“乌鸦在各种事物的起源故事里都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在第一批人来到这个世界上不久,乌鸦就教他们制作钻木取火的工具。在北极的雪原上,几乎纯黑的乌鸦极为显眼,它在不同的土著民族心目中,都被看作拥有与生俱来的魔力。

不过,在那些实现了“轴心突破”的文明中,人作为个人逐渐敢于依靠自己,因此在这些文化里,乌鸦都逐渐失去了原先的地位:它在《圣经》中的形象复杂,但大抵是受诅咒的;据缅甸《琉璃宫史》记载,佛教文化中也将乌鸦视作“邪恶不正品德恶劣者”;中国文化算是最温情的,独尊儒术的汉代将乌鸦称为“慈鸟”(许慎《说文解字》),这乍看仍赞许乌鸦,但无疑是将乌鸦的形象道德化、世俗化、祛魅化了,正如现代人所说的“勤劳的小蜜蜂”,只是一个道德形象,并不认为它是神圣的。甚至一些土著民族后来也转变了看法:在日本北海道的阿伊努人的传说中,是乌鸦俯冲进恶魔口中,阻止了它的吞日之举,才使得人类现在有了白天;可是蒋彝在1970 年到访日本时,却听当地人说:阿寒湖一带乌鸦太多,阿伊努人视其为恶魔的化身,不怎么喜欢它们。

更有甚者,当西方在罗马帝国时代逐渐基督教化之后,一些动物之所以遭到贬低与敌视,很大一部分原因,正是因为它们在早先的异教文化中所具有的神秘性,使它们成了异教力量的象征,因而被斥责为撒旦的化身。不只乌鸦,狼和熊也有同样的命运。法国历史学家米歇尔·帕斯图罗在《色彩列传:黑色》中推断,乌鸦形象在西方的降低,正是从基督教时代开始的,原因之一是“光”作为上帝的象征为教会极力推崇,而“黑暗”则遭到贬低和驱逐,于是“到了封建时代,黑色的正面意义几乎荡然无存,而负面意义则占据了它全部的象征义域”,对黑色的憎恶是当时神学家的普遍认知。这对乌鸦这样一种几乎全黑的鸟类而言显然是不利的,它们日渐被视为死亡和地狱的使者,恐怕也与这一宗教心态的转变有关,而不仅仅像本书所说的,是因为乌鸦食腐肉的习惯——否则就难以解释,为何它们之前也有同样的习惯,却受到敬畏而非后来的污名。

乌鸦的形象到了近现代再一次翻转,这在某种意义上或许正是因为启蒙时代以来的现代文明,恰是一种异教精神的复兴。随着自然逐渐被现代技术征服,心怀愧疚的人们对自然界涌起了一种矛盾的情感:它既被残害,又被浪漫化,而这看似相反的两面,归根结底都因为其未被彻底驯化,是人类永恒的对手。和很多鸟类不同的是,乌鸦很善于在人类聚居的城镇生活,但却不容易被驯化(在这一点上它们更像猫而非狗),并且还会在田地里与人类争食,它是现代社会中最常见的野生元素之一。美国曾将之视为害鸟,鼓励人们大肆捕杀,但最后又不得不承认它在整体复杂生态中的作用——在我们中国,也曾有过类似的故事,只不过针对的不是乌鸦而是麻雀。就此而言,它的形象接近于强盗:既是文明社会的威胁与叛徒,但像水浒和罗宾汉这样逍遥于社会秩序之外的侠义形象又被人们所浪漫化。

乌鸦因此成了一个新的象征,它同样是自然的缩影,但却不再是那左右人类命运的神秘力量,而变成了一种不驯服的力量,我们试图控制它的结果很可能是自食其果,明智的做法只能是谦卑地与之共存。在这一点上,又何止是与乌鸦如此?一如理查德·梅比在《杂草的故事》中所暗示的,杂草本身其实就是人所创造出来的,它既被文明人所憎恶,又因其生命力和不驯服而受文明人钦敬,说到底,它们就是作为文明社会对立面的自然界本身。

人们在看待一种生物时,不可避免地会在它们身上投射自己的文化观念,因而其形象的变迁,换个角度来看,其实也就相当于一面镜子,反过来折射出当时人的群体心理。亚里士多德写了第一本关于动物学的科学著作《动物志》,其中有意无意地将不同物种看作人类的各个王国,彼此之间存在联盟与敌对状态,这恐怕本身就是古希腊城邦政治状况的投射。

到20世纪上半叶,英国的吉卜林和北美的西顿,则将野生动物描绘为文明社会的浪漫主义叛徒,与资产阶级男女的颓废迥然不同,隐然把它们看作捍卫自由的个人主义者;而种族主义的奥地利动物行为学家康拉德·洛伦兹,则强调自然界不间断的斗争,声称自己所看到的寒鸦都被精确地组织在一个金字塔社会结构中。而如今,花了大半生研究乌鸦的贝恩德·海因里希,则强调“渡鸦和人类一样,都是高度个性化的,倾向于以不可预测的方式行事”。

虽然现代人乐于承认“乌鸦很像人类”,这看上去是一种更为人道也更文明的姿态,但这种视角究其实质仍然是人类中心主义的。心理学已经揭示,人们很容易偏爱那些更像人类的动物,有时情不自禁将他们拟人化——宠物之所以得宠,很大的一个原因,就在于其脸部容易召唤起类似对人类孩童的情绪;但这也可能让人忽略了动物与人的差异性。乍看起来,我们已经放弃了对乌鸦身上神秘力量的敬畏,改用一种更科学的态度来观察和理解它们,最新的科学研究尤其强调乌鸦在智力上的突出表现——它的语言能力、对人脸的识别与记忆、制造工具的能力——但无论如何,“乌鸦智力处于鸟类世界顶峰”这样的论述,归根结底仍是对人类凭智力居于动物世界顶端的类比。我们只是以此再度确认,就智力的优越性这点而言,乌鸦真的很像人类,这似乎给了我们一个新的理由去喜爱它们。而这仍是人类的视角,至于乌鸦是否因此就更喜欢人类,恐怕就不得而知了。

《乌鸦》

[美]博里亚·萨克斯著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9年4月版

责编:李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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