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受内外因素影响,中国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尤其在中美贸易摩擦加剧时,如何应对当前经济困境就显得至为重要。
贸易摩擦将导致两败俱伤,这点毋庸置疑,被迫反击也在所难免,即便会对本国经济带来一定的冲击。值得庆幸的是,中国经济发展潜力和空间依然很大,也有足够的政策工具应对外部环境带来的挑战,对冲贸易摩擦带来的负面影响。这些“工具”包括财政货币政策、刺激消费打造内需型经济、促进产业转型升级等。
换言之,中国无惧外部形势变化,也有足够能力对冲贸易摩擦对来的负面影响。优化政府财政支出支持减税降费正是其中之一,财政部长刘昆23日向全国人大作《国务院关于今年以来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提出中央财政带头压减一般性支出,除刚性和重点项目外,其他项目支出平均压减幅度达到10%,“切实做到花钱必问效、无效必问责,把钱花在刀刃上”。
压缩财政支出,背后的原因是财政收入增速大幅下降。财政部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约12.56万亿元,同比增长3.1%,增幅同比回落6.9个百分点。其中税收收入增长仅0.3%,增幅同比回落13.7个百分点,创十年来新低,31个省区11个收入下降,十分罕见。
而财政收入增速下降的主要原因则是近年持续推进的减税降费。这几年,中国经济增速放缓,叠加外部环境影响,企业经营开始遭遇困境,决策层于是力推减税降费,且力度相当之大。据统计,2012年到2017年累计减轻市场主体负担超过3万亿元,2018年的减税规模则达到1.4万亿元左右,今年1~6月全国累计新增减税降费11709亿元。具体政策包括营改增、降低增值税税率、提高个税起征点增加抵扣项目等。
减税降费给经济带来了正面效应,在减轻企业负担,稳定市场预期,促进企业加强研发、增加投资和扩大就业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如上海上半年大规模减税降费,实质性降低了企业特别是小微企业经营成本,增强了抵御经济风险的能力;春节、五一、端午等假期及平时的消费,则因为个税改革得到提振。
而且,对于减税降费,中央的决心是坚定不移的。过去两个月,李克强总理多次在重要场合予以重申。在6月底全国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电视电话会议上,他强调不管财政多困难,一定要保证减税降费落到位;7月26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则确定了三大治理违规涉企收费的措施,一个重要的目的是防止出现冲抵效应。
应对减税降费带来的财政收入增速下行,优化财政支出无疑是首要选项。根据预算法规定的量入为出、收支平衡原则,当财政收入下滑时,支出势必也要减少。而财政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民生类支出必须保障。因此,政府一般性支出、跟民生无关的专项支出成为压减对象。
一言以蔽之,应对当前内外环境叠加,特别是中美贸易摩擦带来的外部风险加剧,用国家主席习近平话说,最重要的还是做好我们自己的事情。这其中,财政政策加力提效,落实落细减税降费政策,需要持续推进。至于减税降费带来的财政收入增速降低问题,政府应提高支出效率,削减不必要的支出,同时扎实做好收支预算管理,开源节流平衡预算,并积极推进财税体制改革,加快建立现代财政制度。
今年以来,货币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政策效果持续显现,未来仍有充足的政策空间和丰富的工具储备。
鉴于美国和全球经济所面临的挑战和不确定性,无论谁在今年11月美国大选中获胜,都很难看到目前的股市繁荣将如何持续。
这份预算案削减了国民保险。杰里米·亨特表示“较低的税收意味着更高的增长”。他还表示,将通过“永久性减税”来帮助家庭。
2024年,中国经济工作将坚持“稳中求进、以进促稳、先立后破”总基调,加大宏观政策协同配合,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发展,继续扩大内需,加快打造绿色低碳供应链、培育外贸新动能,确保重点领域顺利实现新旧模式切换。
今年赤字、专项债与超长期特别国债合计8.96万亿元,考虑到去年四季度发行的1万亿主要在今年使用,今年的财政实际支出力度将明显增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