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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的第一位中文教师,与代表清政府出访各国的美国人

第一财经 2019-08-30 13:58:39

作者:韩见    责编:李刚

在哈佛大学历史学博士徐国琦看来,在自19世纪直到现今的漫长旅程中,中美两国人民和社会也共有或共同经历过梦想、希望、失望、激动以及挫折。

留美幼童们踏上旅途时的合影

在中美贸易摩擦走势变幻不定的当下,《中国人与美国人:一部共有的历史》这样一本书,很自然地引起了人们的浓厚兴趣。书中所涉及的人物事件始于1860年鸦片战争结束,终于2008年北京奥运会,作者对这一个半世纪的交流史的研究告诉我们,尽管中美两国的官方外交关系不尽是互利与友谊,而是时有冲突和对抗,民间和文化层面的交往却始终是高度活跃的。

通过五位在中美交流中发挥过重要作用却又不为大众所知的使者的故事,哈佛大学历史学博士、香港大学嘉里集团基金全球化历史讲系教授徐国琦为读者打开了广阔的视野,填补了官方论述中细节与实例的空白,也挖掘出在传统中美关系史论述中缺席的重要人物。他以文化而非政治、经济、种族或外交为参照系,“揭示了中国人和美国人共有的历史过去如何为民族的发展追求带来影响,指出了中国人与美国人的共同经验所具有的重大意义”。同时,徐国琦还希望这本书能挑战费正清“西方冲击-中国反应”的模式,带来方法论上的突破:“我们目前的研究似乎过分强调中美两国文化的差异,历史背景的不同,侧重中美之间的冲突、对抗以及分歧。这些差别和分歧无疑是历史事实,但不可能是中美关系的全部。只不过我们通常对其他不属于冲突和对抗范畴的历史视而不见而已。”

1872年,清政府派出第一批官派留学生赴美国学习生活,后因局势变化,留美幼童大都尚未完成学业便被召回。这是广为人知的历史。然而很少人知道,为什么在中国内忧外患的19世纪70年代会有这项计划,以及它是如何实现的。徐国琦的叙述就从留美幼童计划的直接推动者——蒲安臣(Anson Burlingame)开始。

美国人蒲安臣(前排中),是近代中国第一次出使国外的外交使团“团长”

蒲安臣的时代,属于中美两国多方面历史交会和重叠的时代:中国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战败,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美国内战方休,也处于关乎生死存亡的政治危机之中。1861年,清朝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允许外国使节常驻北京,蒲安臣成为首任美国驻京公使,中美之间的官方直接来往正式开始。蒲安臣的重要还在于他在驻华任期届满后,因被认为“处事和平,洞悉中外大体”,竟摇身一变成为近代中国首次出使世界的使臣。1868年起,蒲安臣使团代表清政府,用了近三年时间出访美国和欧洲,是中国近代外交的第一次重大活动,目的是要表达当时清政府加入“文明世界”的决心,希望列强给中国以时间。而当时,几乎只有美国的政府和精英接受了蒲安臣的说法,愿意帮助中国加入所谓的“国际大家庭”,这与美国当时的国际地位有关,也得益于蒲安臣是美国人。在美国,蒲安臣还为中国争取到了近代第一个平等条约《蒲安臣条约》,徐国琦认为,这一条约在相当大程度上将美国《排华法案》的通过推迟了十几年。“因为在1882年前,该法案几次被提交到美国总统面前,美国总统都说,《蒲安臣条约》墨迹未干,我们不能这样做。”

正是《蒲安臣条约》直接促成了留美幼童计划。条约第五款、第六款写明,中美两国人民可以自由往来、常住入籍,可以游历、贸易、久居,两国是平等的,且给予对方最优待遇。而第七款,直接提出中国人与美国人可以进入对方国家的学校学习,也可以在对方国家设立学堂。对中国来说,留学美国是彼时最好的选择,也是没有选择的选择。当时,哈佛、耶鲁、普林斯顿这些大学是没法跟欧洲百年名校相比的,但是留美幼童在学习交流中迅速成长,也迅速吸收和认同了美国文化,并在回国后成长为各个领域的精英。这些人中,有后来中华民国的首任内阁总理唐绍仪,有设计和建造了京张铁路的詹天佑,海军高级将领蔡廷干——蔡廷干后来作为袁世凯的私人秘书,还促成了美国政治学家古德诺(Frank Johnson Goodnow)来中国协助制定宪法。留美幼童中还有一位梁成,他在1908年说服美国老罗斯福总统把庚子赔款余额用于让中国学子再到美国留学,胡适就是庚款留学生,并在1919年邀请他的老师杜威(John Dewey)访华讲学,为中国知识界带来了“德先生”与“赛先生”,对中国几代知识分子产生了重要影响。《中国人与美国人》也有专门章节研究古德诺和杜威,所以这本书所选的各个人物,都是彼此相关的。

美国第一位汉语教师、曾在哈佛大学任教的戈鲲化,当时曾掀起一股热潮,现在却被遗忘

既然是共同的历史,书中也有专章研究了一位向美国传播中国文化的中国人——被哈佛大学聘用的中文老师戈鲲化。戈鲲化作为美国的第一位汉语教师,当年赴美时可以说掀起了一阵舆论热潮,然而他如今却比上文提到的美国人被忽视得更彻底,以至于徐国琦也是在撰写这本书的过程中,经人提醒才发现了他。不过,戈鲲化所任教的哈佛大学始终将他作为校史的一部分。前不久,哈佛大学校长在北大的演讲中,还特别提到:“1879年,戈鲲化先生带着妻子和六个子女,不远万里从上海来到波士顿,成为了哈佛的第一位中文教师。他从中国带来的经典书卷,是哈佛获得的第一批亚洲语言文献,也是哈佛燕京图书馆最早的馆藏。”戈鲲化在美国的短短几年间,努力学习英语,参加社交活动,还与美国同事分享中国诗歌,赢得了众多赞赏与私交。这可以说比他究竟教了多少位美国学生更有趣、更有意义。《中国人与美国人》一书首次将这些被遗忘的人和史实作为主体,有效地纳入到我们的叙事和思考当中。

在徐国琦看来,中国人和美国人之间虽然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但在自19世纪直到现今的漫长旅程中,两国人民和社会也共有或共同经历过梦想、希望、失望、激动以及挫折。在共同的历史中,文化国际主义早已作为一个主题长期存在于中美关系之中,这也应受到与其他研究同等的重视。

《中国人与美国人:一部共有的历史》

徐国琦 著

四川人民出版社·理想国 2019年1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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