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康： 70年中国财政学科发展回顾与展望

学科建设发展，是一国社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之际，试对新中国财政学科建设作简要的回顾、点评与展望。

回顾：中国财政学科建设发展的基本轨迹与建树

财政学可认为是随经济学而产生，又在相对独立地成为经济学分支后发展为具有多学科（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综合特征的一个专门学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财政学理论研究和以“理论联系实际”为取向的政策、管理层面的研讨工作，取得了值得肯定的成果。从财政学基础理论层面为主来看，对中国学者的努力与主要成果表现，可以大略分为三个阶段来概括总结：

1.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到上世纪60年代。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是一批各高等院校为主的财政学者，以致力于财政学科研究来拥抱国家“站起来”的新时代，以后又有国家领导人对财政研究高度重视之下，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等研究机构的举办和机构型研究群体的兴起。一度形成“主流学派”影响的“国家分配论”，酝酿发展于上世纪50年代，而在1964年于大连举办的第一次全国财政理论讨论会上确立其地位。与“国家分配论”争鸣的还有多个流派，一起形成了中国学者在财政基础理论研究中“财政本质”命题上“百花齐放”的局面。与财政相关的社会主义建设发展规律与实践经验总结、政策优化等方面的探讨，也有初步展开。

2.经历文革十年后，于改革开放新时期，从上世纪70年代末至“千年之交”。

在这一阶段中国教育、科研事业蓬勃发展中，有财政学科“理论联系实际”开展多方参加、多种形式研讨活动的活跃局面与一系列认识进步。相关部门、院校、机构、社会团体的广泛交流，对国外财政经济理论与政策研究成果和实践经验的学习借鉴，面对中国现实生活中改革、发展、稳定的迫切需要而形成老中青三代研究者的共同努力，交织而为中国财政学科建设新一轮蓬勃发展的图景。基础理论层面继续有不同流派的争鸣。

在“国家分配论”、“共同需要论”、“剩余价值分配论”和“再生产前提论”等各有认识贡献的基础上，笔者提出的“社会集中分配论”，力求把国家产生之前、之后与未来前景，在理论框架中打通而在财政基础理论认识上集大成。另外，我与合作者在“权益-伦理型公共产品”、“财政三元悖论”等方面，提出了原创性的学理认识。

实际生活中于上世纪90年代后期，决策层明确了向公共财政框架转型的大方向后，又有关于“公共财政”、“双元财政”、“民生财政”等财政运行机制及制度转轨层面重大问题的热议。1994年里程碑式的“分税制改革”由“行政性分权”转入“经济性分权”前后，关于以中国财政制度变革服务于全局现代化经济社会转轨的广泛研讨，以及关于财政管理与调控服务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诸多话题的持续研讨，都对改革开放、创新发展中的科学决策、政策优化形成了智力支持，也极大地促进和充实了中国财政学科建设及相关人才队伍建设。

3.千年之交之后。

这一阶段中，中国财政基础理论层面的研讨曾一度降温，经济社会“黄金发展期”带来的令人应接不暇的发展机遇以及随之而来的“矛盾凸显期”形成的一系列挑战性现实问题，使财政研究人员的注意力更多地投入新视角、新结合点的研究，更多地关注和接受多方面现实课题型研究任务。但自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表述“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提出要构建“现代财政制度”之后，结合“现代国家治理”中心命题的财政基础理论研究，又趋于活跃，继“财政全域国家治理”认识框架和“财政处理公共风险”认识框架之后，还有多种新的核心概念于近年不断提出，预告着中国财政基础理论和学科建设领域，有望迎来新一轮“百家争鸣”的活跃局面。

如作简要小结，可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来，中国财政学者的研究努力，对于中国现代化之路上历经“站起来”、“富起来”时代而迈入“强起来”新时代的进步过程，作出了学理领域特定方面的智力支持，并形成了中国本土财政学研究者对于人类思想库中“财政学科”的特定贡献。特别是在“财政本质”命题下的财政学基础理论层面，中国学者群体的思想贡献成果独树一帜，是值得大书一笔的财政学科理论结晶。

中国财政学科发展建设中的主要问题

在肯定成绩的同时，还应指出中国财政学科建设所存在的问题。有必要放在人类社会学术界的全景视界内，对标学科的严谨性、建设性要求，来形成相关认识。我认为，可着重指出如下诸点：

1.在70年间，中国财政学者关于财政本质等财政基础理论的深入思考与几轮热烈研讨，很遗憾地未能对接国际学术交流活动，以中文写作而成的相关文献，也还鲜有外文译本，未能展开相关专题的国际研讨会议、论坛等活动。

2.中国财政研究领域在“千年之交”后的总体氛围，受到了社会上“市场拜金潮”、“物欲浮躁症”的一定影响，不少年富力强的学者的注意力，更多转向非基础理论层面，亦非调研型学术工作中，有急功近利“书斋式”推演完成财政研究成果的倾向，使财政理论研究在基础理论领域一度萧条、降温，同时扎实而深入持续的调研工作成果，也堪称罕见。财政学界似有新生代“学术带头人”培养不力之忧。

3.近年中国财政基础理论研讨中新起的一些“标新立异”之作，往往伴随浮躁特征，甚至不做以往理论前沿成果的梳理，对前人或同时代人已提出的流派观点视而不见，却急于“为新而新”“自立门派”。当下学术文献搜索、收集的便利程度，与十几年、几十年前，完全不可同日而语了，但常见某一位提出新论者，似乎愿意跳过对以往前沿成果的搜集与梳理，直接进入自拉自唱，违背了学术严谨性的基本要领，无法形成中肯、深入的理论切磋，自难提供站得住、有分量的创新成果（研究者完全可以不同意已有的流派观点，但相关的梳理、点评乃至批判，却是自主新说的必要铺垫，也是从事学术研究的方法论常识）。

4.由于多种主客观原因，中国不少财政理论研究工作者的“过多思想束缚”仍然明显存在，“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的学者风范，于近些年未见充分弘扬。

中国财政学科发展的展望

中国的现代化，是认清人类文明发展主潮流而基于中国国情等约束条件“守正出奇”大踏步跟上时代的创新发展过程；中国财政理论研究在学科建设意义上的进步与发展，必须服务于、融会于中国现代化的整体推进。就财政学科发展而言，在此作如下几点展望与希冀：

1.要与吸收人类文明一切积极成果的中国特色社会科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等的发展相呼应、相融合，使财政理论研究密切联系实践，积极回应实际生活的诉求，鼓励、调动研究者成员队伍的内在学术兴趣与创新积极性，以博大胸怀“站在前人的肩膀上”，于基础理论层面和政策学说层面继续作出持之以恒的研究努力。并应积极开展“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外学术交流，弥补既往国际交流的短板，使“中国的也是世界的，世界的促进中国的”这种学术互动，为人类社会财政学与社会科学的理论大厦添砖加瓦，既助益于中国的现代化，也助益于在全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

2.在中国改革的深水区如何完成经济社会的制度建设转轨，国人实际上面临着历史性的考验：中国的财政学发展，将需要与主流经济学理论、政治学理论等的发展一道，更多地与制度经济学、转轨经济学、发展经济学以及中国本土已具雏形的新供给经济学、新结构经济学等的发展形成良性互动，以基础理论的深化研究及其高水平的严谨性、创新性成果，表达财政学研究者的社会关切与社会责任，以智力成果支持社会变革、政府决策、政策设计、管理绩效等的动态优化。

3.中国财政学科发展应具备和终将具备的包容性与开阔特点，还应体现在对于财政学已有的综合性、跨界跨学科特征，在未来进一步向两个方面拓展：对内，应更好地把中国财政史、财政思想史、中国古代文明成果中理财、公共事务方面的所有积极思想遗产都熔于一炉；对外，应合理地对国外更多在先取得长足进展的公共伦理学说、社会组织及公共部门学说、行为科学、心理科学等的思想与学理成果借鉴吸纳，并充分打通加以融会。中国财政学科的包容性、创新性发展，当然将立足于全球化背景下“首先把中国自己的事情做好”的功能定位，但只要是严谨而科学地推进了这种“立足本土、胸怀世界”的学科建设，则会必然地归宿于“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的世界性意义与贡献。

4.中国财政学科健康发展的愿景之实现，离不开老中青研究人员的共同努力和对新生代学术人才成长的有效激励与合理培育。需要在国内外风云变幻中，力求遵循科研规律而构造有利于学术发展进步的制度条件与社会环境。基于中国教育、科研体制攻坚克难的改革，才有望有效破解人才培育的“钱学森之问”。应力戒学术浮躁，克服社会上拜金氛围和追名逐利短期行为的不良影响，引导和鼓励进一步“思想解放、严谨慎思、刻苦深思、深入实际”导向下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以期不断形成无愧于时代、无愧于财政学人社会责任、历史使命的高水平学科建设成果。以基层调研、社会调查和政策研讨的基本功、“真本事”形成对接“可操作”的认识建议，与以基础理论层面“十年磨一剑”式的坐冷板凳下苦功夫而终有所成，这两大方面虽不一定能集于某个研究者或研究团队之一身，但对于中国财政学科建设，总体而言都是不可或缺的，也是应当由中国有志气有抱负的财政学人群体相互促进、相得益彰、共同努力来实现的。

（作者系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博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