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在总量和结构两个视角上结合的加力提效,不仅推进现时的扩大内需、以进促稳、防范风险,提高综合绩效,而且将助益于在高质量取向上增强可持续发展的后劲。
可以结合财政政策扩张中的举债资金运用,以及相关政策手段的组合,发力促进经济转型发展,有针对性地消解一些有燃眉之急性质的问题,为增进社会和谐多发力。
针对消费券拉动消费的效力已经有所下调、消费券的发放公平性有待进一步提升,并结合消费券已经产生的多方面的挤出情况,笔者试从三个方面对我国消费券政策提出针对性优化对策建议。
大V有话说 | 我国政府在投资方面显然比当年的日本政府更有强势特征,而且绝对不像有人所说的“找不到合适的投资项目了”。
建议对于在宏观调控扩张力度加码这方面,坚决落实基础设施适度超前。
对于现在大家作为讨论热点的“赤字的货币化”,觉得一定要讲对于如下三大问题的把握。这三个问题都是真问题。第一叫做“安全空间”;第二叫做“两大部门的配合”;第三叫做“政府用钱的一揽子方案”。
无论有否疫情,产业升级必然带来供应链的结构性调整,疫情会促使人们加快调整速度但不会颠覆调整趋势。
消费券是与特定的消费结合在一起的,政策目标扭曲的可能性比较小。要是以发钱的形式,居民有可能用来储蓄、喝酒,并没有达到改善他们生活境况的目的。
中央明确,在海南可以率先发展竞猜型体育彩票。这一项一般人看起来似乎并不是特别重要的政策,其实是一个很有意义的创新突破切入点。
中国的现代化,是认清人类文明发展主潮流而基于中国国情等约束条件“守正出奇”大踏步跟上时代的创新发展过程;中国财政理论研究在学科建设意义上的进步与发展,必须服务于、融会于中国现代化的整体推进。
那些滚存的钱原来受到了至少几十个分散蓄水池的壁垒限制,现在如果真的全社会统筹,我们就可以算一下,往下可以降多少缴费率。
企业负担是和税收问题紧密联系但却绝不限于税收问题的更为复杂宏大的重大现实问题,这些相关方面的状态怎样才能得到优化,直接关系着中国在振兴发展中实现现代化战略目标的前途与命运。
近些年来地方财政运行中出现的县乡财政困难、隐性负债等问题,绝非分税制所造成的,恰恰是因为分税制改革在深化中遇阻而尚没有贯彻到位。
我体会马克思的视野中,已经有生产资料所有制层面对于股份制的观察,因而相关的重要见解隐含着对于资本市场作用升级的一种肯定。
中美贸易冲突最终是否能走向合作我们可拭目以待,而不能共赢的合作无法持续,支撑合作的要素说到底只有利益。
一些高科技企业在竞争中不得不以高薪酬维系技术创新团队,但很高的薪酬支出无法取得任何进项抵扣,营改增后在某个临界点上会表现为企业税负不降反升。
大量的中小微企业中谁是落后产能代表,政府不可能一一甄别,必须在依靠政府维持公平竞争的制度环境、让整个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过程中,以竞争中的优胜劣汰解决去除落后产能的问题。
已经横跨两届政府、早有表态的“大部制”是趋向。“一行三会”放在一个机构里能更有效地应对金融市场、股市的动荡。
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走向共同富裕,中国社会需要完成社会阶层分布由金字塔形向橄榄形的演变,需要使中等收入群体成为社会成员的大多数,来促进社会的和谐和稳定。财税制度改革也应该努力构建“提低扩中限高”的基础性制度和长效调节机制。
现任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创始院长,全国政协委员、政协经济委员会委员,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中国税务学会、中国城市金融学会和中国改革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财政学会顾问。国家“十一五”、“十二五”和“十三五”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曾长期担任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2013年,发起成立“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和“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任院长、秘书长)并积极推动“PPP研究院”(任院长)等交流活动,致力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智库和跨界、跨部门学术交流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