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前财长奥尼尔：我们问题背后的世界三大变化

作为皇家国际事务学院（查塔姆研究所）的主席，我最近与该组织一些最有力的支持者、研究人员和其他领导者共同主持了一次现场活动。活动结束时，我更清晰地了解了我们这个时代的三大变化：生产率增长放缓、反建制政治和中国的崛起。

总体而言，我们之所以面临这么多“问题”，是因为国际资本主义模式已经不再发挥应有的作用，尤其是在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的这些年当中。在许多西方选民看来，这一点已经越来越明显，哪怕专家一直在努力理解正在发生哪种性质的经济和政治转型。

上世纪70年代伴随我成长的经济教科书认为，在基于市场的系统中成功的企业应当为股权所有者带来利润，而这反过来又会导致更强劲的投资和工资的上涨。与此同时，获利的可能性应当吸引新的市场进入者，而这反过来又会侵蚀现有企业的获利能力，推动竞争并刺激创新活动。

时至今日，上述模式已经不再成立。现有企业报告利润似乎——在极其有效的资产负债表和财务管理协助下——实现持续增长，但却没有证据表明投资或薪酬也在上升。结果，许多先进经济体的生产率似乎正在下降。

在这样的情况下，难怪反建制派政党吸引了西方选民。但这并不像人们经常听到的那样，意味着自由民主正在崩塌。事实上，一份即将出炉的查塔姆研究所报告极大地质疑了这一耸人听闻说法的可信度。

在上世纪70年代和新千年到来之间，许多西方国家的政治开始向右移动——英国的新工党和美国的民主领导委员会体现了这种趋势。有一段时间，这种政治模式似乎运转良好。持续增长和低通胀促进了这一模式被接受，新自由主义共识得以沉淀，同时另类观点则被边缘化。

2008年后，一切都发生了变化。过去几十年来，市场似乎已经无法再带来能被广泛共享的增长，而且主流政党也没有提出任何新的想法。选民们因此开始转向左翼和右翼观点，而这些观点过去曾被边缘化。由英国工党领袖杰里米·科尔宾提出的极左政策几乎肯定不会奏效。但这是没有意义的。对陷入困境的选民而言，重要的是科尔宾建议中的某些元素目前的体系似乎无法提供。同样，右翼分子也不太可能带来更大的繁荣，但他们的想法有一个优点是听起来与众不同。指责移民、“全球主义者”和中国应承担一切责任，可以带来一种强大的销售诱惑。

为给选民提供更好的选择，中间派必须竭尽全力确保市场力量能带来与过去几十年相同的成果。在这个问题上，四处指责“民粹主义”和民主体系终结都不会带来任何帮助。

在试图解释现状时，太多的自由派同事都完全依赖错误的叙述。问题不在于可怕的新民粹力量正在摧毁战后经济模式；恰恰相反，问题的根源是相反的。新政治运动的兴起是新自由主义早期巩固的合理结果，同时也是因为中间派思想已经无法再取得曾经的成绩了。

可以肯定，认为社交媒体一直在推动非正统——有时甚至是有毒——观点的传播是有道理的。领先的社交媒体企业显然没有拿出足够的力量来保护它们的用户免受复杂宣传、诈骗和类似侵害的影响。但真正的问题在于这些信息为什么能够吸引如此多的听众，原因一定不在技术本身，毕竟，中间派也可以运用同样的技术。巴拉克·奥巴马的2008年美国总统大选就充分利用了这些平台的力量。

最后，中美贸易摩擦可能更加戏剧化，因为它涉及一个非西方的崛起中的大国。但冲突的核心在于经济。

在我看来，西方决策者应当抵制恐中情绪，并鼓励本国社会与中国和谐相处。中国的经济进步不会阻止美国的3.27亿人自身变得更加富有。如果西方采取明智的政策，其自身的企业和消费者会从中国的经济增长中得到极大的好处。

至于查塔姆研究所这样的智库，很明显，我们必须在弄清上述所有问题的事实方面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因为思维混乱而牺牲我们的集体繁荣将造成一场悲剧。

（作者系高盛资产管理公司前董事长、英国前财政部长，现任查塔姆研究所主席。版权：辛迪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