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学爱好者”王石在哈佛、剑桥、牛津和希伯来大学的十年

王石爱登山很出名，但这些年他更大的“爱好”，却很少有人提及，那就是“到处当留学生”。

如今，这种“留学”生活已进入第九个年头，68岁“高龄”的王石，眼下是正儿八经的以色列希伯来大学“访问学者”。头一年的大课上完后，他开始琢磨开办企业家训练营，但是这需要整合当地的教育资源，会多很多社会活动，还要时不时去日本。“还是多少有点警惕自己，学习外花的时间不能太多，如果太多的话，那就不要学习了，离开这里好了。”

有人当然会觉得，王石留学，就像登山一样，不过是作秀而已。与王石相识多年的经济学家张维迎开始也这样想，但渐渐地，他意识到王石就是“想改变自己，丰富人生，理解不同文明和文化，活得更有价值，为自己，也为社会”。在剑桥，王石选择“犹太人的东亚迁徙史”作为研究课题，在张维迎看来，这显然没什么商业或作秀的动机，就是在“追求学问”。

不出意外的话，希伯来大学会是王石留学生涯的最后一站。按原计划，他应该再去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大学待上一年，之所以取消，是因为到希伯来大学三个月以后，他就感到这所大学“在阿拉伯文化和伊斯兰宗教方面的实力也非常强”。他还看到，以色列拥有先进的技术和极强的创新能力，这个国家的未来应该是与中国的发展相关联的，而自己可以在其中起到桥梁的作用。抱着这样的想法，他在以色列的安排也随之改变。“如果说之前在哈佛大学是单打独斗地学习，在这里，我已经有意识地号召一些国内企业家和青年学者，来做访问学者。”

从美国的哈佛，英国的剑桥、牛津，再到以色列的希伯来大学，王石的留学生活即将画上句号，为此他又出了一本自传《我的改变》，讲述了自己2008年后这十年的经历与感悟。2008年，在他看来是自己人生的又一道分水岭，“我的很多人生转变，都是57岁之后发生的”。

哈佛“追星族”和剑桥“院士”

看上去，“留学生”王石现在的状态，比9年前轻松多了。当年出发时，他选择的第一所学校，就是挑战高难度。在以学习压力大著称的哈佛，这个年近六旬、英语不过硬的中国人，与一大帮20岁上下的小年轻坐到了一起，啃完了自己所选的每一门课程。

语言是第一道难关。在哈佛，他几乎不用中文和人交往，为的就是要学英语。但还是很难，身处一群年轻人当中，王石慨叹，“理解力虽然没问题，但是反应能力和记忆力是明显不行了，学语言靠的就是记忆力”。

哈佛第一年，王石选的课里，60%都是本科生课程。他常常要学到凌晨两三点才能躺下，但大脑还无法从兴奋模式抽离，难以入眠，第二天又要赶着去上八点半的课。这样的状态让他一度濒临崩溃，“感觉自己根本熬不下去，再这样下去，怕是要熬出抑郁症了”。

他不止一次想过要放弃。“学不下去就是学不下去，这方面我没什么自尊心，也没啥不好意思的。”但他不想让自己后悔，“我现在放弃了，就没机会了，总不见得65岁再来一次，不像年轻人，不好好读书，想通了还能再来”。

初来乍到，哈佛五花八门的课程让王石“迷了路”。他选课一度贪多，而且“随大流”“凑热闹”，“就是看哪门课选的人多，就去选哪门”。他也会跟年轻学生一样，做“追星族”——曼昆的基础经济学，听课的学生达1000多人，他便也挤过去听；后来又选了政治哲学教授桑德尔那门火遍互联网的“幸福课”。

2011年，“阿拉伯之春”席卷中东，王石开始对“颜色革命”爆发的深层原因产生了浓厚兴趣，就去听了与阿拉伯国家现代化困境相关的课程。进了课堂，他才发现，整个教室只有两个学生上课，而老师依然一丝不苟地在那里讲。“在这一点上，哈佛的学生真是幸福。”

哈佛大学商学院和肯尼迪政府学院是企业家扎堆的地方，可王石的选择却是亚洲研究中心。留学时，他要学的不是某一门面向现实的具体知识，比如经济学或管理学；也不单单是面向将来的学问，比如人工智能和未来学。他选择的角度是遥远的过去，来自“宗教发生学”。哈佛、剑桥、希伯来大学和伊斯坦布尔大学，在王石心目中，是矗立于不同宗教文化背景下的学术标杆，分别代表着基督教清教、基督教新教、犹太教和伊斯兰教的文化传统。他希望从中西文化比较中，寻求思维方式的根本性改变。

在哈佛，他遇到了汉学家、《邓小平传》作者傅高义。傅高义在日本学上造诣很深，中国改革开放以后，他的研究兴趣又转向中国。1980年代，他曾到广东做田野调查，而彼时的王石恰好在深圳经商。王石在哈佛的研究课题“江户时代日本工商阶层的社会地位”，与他自身对商人身份的困惑有关，傅高义正是他的指导老师之一。这位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中心前主任在《我的改变》序言中如此评价自己“学生”的表现：“在哈佛大学，王石并没有成为一名学者，但他的确对世界充满了好奇心……他渴望察知日本是如何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的，他试图鞭辟入里。”

进入剑桥两年后，也就是2015年，彭布鲁克学院授予王石“威廉·皮特”院士称号。仪式举办那天，他特意把华大基因董事长汪建请到了现场。后者是王石的好朋友，两人有着“男人之间的竞争的关系”。“对我而言，这是一种压力的释放。我会说，‘虽然我不是科学家，但是我在剑桥也获得了院士的身份’。”

“至暗时刻”和“知识焦虑”

有那么几年，王石经常去看望因经营出现问题而锒铛入狱的企业家，包括南德集团的牟其中、德隆系的唐万兴、红塔集团的褚时健。去看他们并不是因为私交深厚，也不是因为有生意往来，他觉得，用“物伤其类，兔死狐悲”来形容更准确。

很长一段时间里，王石对自己的“商人”身份很困惑。他成长于一个干部家庭，一直住在机关和干部大院，相对于“商”，他其实对“官”更熟悉。当时的社会，商人地位不高。他从小看的小说，比如《威尼斯商人》《欧也妮·葛朗台》，里面的商人都是斤斤计较、唯利是图的形象。后来即便到深圳创业，走上了商人的轨道，他也只是把经商当跳板，想着将来要去国外留学。“我并不想一辈子当商人。”可没想到，这一干还就干了一辈子，他的人生与“商人”这个身份再也分不开了。

1980年代，他经常从深圳出差去香港。那时候，内地人去香港买的都是“三大件”，王石却把购买指标让给同行的人，自己去书店买书。他主要买两类书，一类是解决实际问题的企业管理书，另一类则是文史哲，罗素、萨特、韦伯、汤因比、井上靖、钱穆、柏杨、黄仁宇、龙应台……那时，对他触动最大的，还是他“下了很大功夫”读的汤因比的《历史研究》，“真正改变了我的世界观”。另外就是那套影响巨大的“走向未来”丛书，其中又以张五常的《卖桔者言》让他获益最大。

王石的原生家庭与中国传统文化很隔膜，他的父母不是知识分子，中学时代又遭遇“文革”，学校的正规教育在他初二那年就中断了。他坦言自己崇尚西方现代思想，对传统文化“一直持虚无的态度”，甚至“庆幸自己没有受到污染”。后来，在企业管理和个人成长上，他也一直这样坚持，而且颇为自信。

转折发生在2008年。那一年，万科取得了骄人的成绩，王石也完成了登顶七大洲最高峰、徒步到达南极点和北极点的“人生目标”，眼看着功成名就、心愿得偿，可以颐养天年了。可意想不到的风波，转眼又把他带到了人生的“至暗时刻”。

2007年11月底，王石在媒体上抛出了楼市“拐点论”，决定缩减计划开工量、调低售价。他的言论遭到了房地产同行的联合抵制，他们公开反对万科降价，质疑降价动机。在一些城市，还出现了业主砸售楼处的风波。万科陷入被空前孤立的状态。“拐点论”风波未平，2008年汶川地震，万科捐款200万，又遭到公众质疑。面对指责，活跃的“版主”王石大声喊话：慈善出于自愿，不应该“比捐”，也不要让慈善成为低收入员工的负担。此言一出，网上的指责以每天五六十万的规模奔涌而来。一名网友的尖刻辱骂，让王石至今记忆犹新：“虽然你登上了珠峰，但你的道德高度还没有坟头高”。

同行与网友的夹击，让万科和王石面临空前的“道德危机”。但在王石自己的理解里，这两次事件其实是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现代思想的矛盾。遭遇挫折后，原先在价值观上的强大自信动摇了，现实的困境让王石的“知识焦虑”更为深重。

“一个人对自己的反思，通常从低谷开始。”张维迎觉得，2008年的两次事件对王石影响重大，“第一次让他重新认识到自己在这个社会中的位置，他想远离舆论和商界，重新塑造自己”。沉睡多年的留学梦此时被重新勾起。

到哈佛第一年，王石一口气选了很多与中国古代思想有关的课程。普鸣（Michael Puett）教授的“中国古典道德与政治理论”，是他在哈佛期间收获最大的一门课。“我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了解，就是从哈佛开始建立的。”

这十年的学习，对王石“可以说是个人价值系统的一次更新”。现在，如果重新面临2008年的状况，他是否还会对公众说出那样一番话，又会以什么方式处置危机？对此，他没有明确表达。但在书里，他从中国的历史、制度和现状的角度，重新反思了那两次事件。他说自己如今已经可以心平气和地看待中国问题，理解中国现状也容易多了。他更多思考的，已经是“作为一个有中国文化背景的人，怎么在全球文化中把握平衡”。

《我的改变：个人的现代化40 年》

王石 著

三联书店 2019年10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