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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战以后的领土划分,在中东近百年冲突中扮演着关键角色

第一财经 2019-12-28 10:20:58

作者:孙行之    责编:李刚

在历史学家尤金·罗根看来,过去20年中,美国在中东的影响力大大减弱,并且在不久的将来有可能继续减弱。

1991年,在科威特向北通往伊拉克的80号高速公路上,数以千计的伊拉克车辆在完全暴露的情况下被美国战机击毁。

进入21世纪,西方与阿拉伯世界愈演愈烈的冲突,在2001年9月11日那天,借着瞬间坍塌的纽约世贸大厦横亘在世人面前,无人能对此视而不见。作为一名出生在美国的英籍历史学家,牛津大学圣安东尼学院院士、中东近现代史教授尤金·罗根试图更多地站在他者的角度,看到双方不断将对方视为威胁的交往史。他说,自己希望用知识和经验“帮助弥合西方和伊斯兰世界之间的鸿沟”。

对于阿拉伯乱局,我取严峻或者说有些悲观的态度

第一财经:“阿拉伯之春”发生在你完成这本书以后,但你把这部分内容加到了书的最前面。你对阿拉伯500年历史的叙述,时间起点是奥斯曼帝国对阿拉伯的征服,但下笔却从2011年“阿拉伯之春”开始。 “阿拉伯之春”的突然发生对你的观点是否有重要影响?

尤金·罗根:历史对于我们理解现状是非常重要的。面对中东的矛盾,读者需要了解其历史背景。我们如何进入中东的历史?在我看来,就是要将过去到现在的历史和当下发生的事情联系在一起。同时,我认为,以重要的事件开头,能够引起读者更大的兴趣。

《征服与革命中的阿拉伯人》英文版首版于2009年。在写这本书之前,我受黎巴嫩记者和知识分子塞米尔·卡西尔(Samir Kassir)的影响颇深。他写了一本《阿拉伯症候》(Arab malaise),这本书对阿拉伯自进入21世纪以来的情况作了大致的描述。其中一些句子令我印象深刻,比如,他在书中写道:“现时,作为一个阿拉伯人并不是一件愉快的事情”“阿拉伯社会沉浸在被迫害的恐惧、自我厌恨和深深的失望之中”“他们感受到整个阿拉伯社会只不过是国际棋盘上的棋子”……在他写这本书的时候,高悬于阿拉伯社会的最大事件就是2003年美国入侵伊拉克。

我认为,卡西尔的文字描绘出了当时的阿拉伯社会,在面临美国入侵、本国腐败而专制的政府以及改革无望等种种不利因素影响时,呈现出的悲观。然而,如果你想要深究这些问题的来源,就需要了解阿拉伯世界进入现代以来的历史。我写这本书的目的就在于此。

然后再说说“阿拉伯之春”。从2011年开始,突然之间,普通阿拉伯平民开始了大规模示威,这为国家带去了巨大变革。他们谋求变革的意愿之强,可以说史无前例。这时候,卡西尔所说的“阿拉伯症候”又被赋予了新的内涵,而且为发生在埃及和突尼斯的变革带去了希望。所以,当时我需要重新考量如何来写这本书的开头。

“阿拉伯之春”为一部分人燃起了希望,但这希望又迅速被浇灭。反制的力量迅速扑灭了这场变革,2011年在巴林、2013年在埃及,紧接着也门、叙利亚和利比亚的长期冲突也结束了。所以,这本书的序言部分,我以“阿拉伯之春”这一民主的希望为开端,最后一章则讲述了反变革的力量以及伊斯兰国的崛起。最后,我以严峻或者说有些悲观的态度结束了这本书,虽然从文字上看,我的结论还算是开放性的,也不否认可能发生的积极转变,阿拉伯世界的人民仍然可以在负责任的政府领导下争取更好的未来。

第一财经:前段时间,土耳其与库尔德人发生武装冲突成了中东地区又一件大事。特朗普却决定,让美国从叙利亚撤军。有报道指出,这次撤军令导致数十万库尔德人流离失所。对美国撤军这件事,你是怎么看的?

尤金·罗根:自2011年以来,叙利亚冲突让库尔德问题又卷土重来。与阿拉伯人和土耳其人不同,库尔德人是一个独特的民族共同体,他们有自己的语言和文化。但现实中,库尔德人这个群体被分割在四个国家里,伊朗、伊拉克、土耳其和叙利亚。目前,在中东地区,库尔德人依然是最大的有建立独立国家诉求的群体。伊拉克北部的库尔德人已经建立了较为完整的国家机构,但2017年的独立公投没有得到国际认可,库尔德领导人被迫放弃了独立的努力。

当面对伊拉克和叙利亚的伊斯兰国运动威胁时,库尔德人被证明是动员民兵与其战斗的最有效力量。叙利亚的库尔德人无疑是美国在这方面最有价值的盟友。但是,美国与库尔德民兵组织YPG之间的紧密联系,激起了美国与其北约盟国土耳其之间的矛盾,后者一直将YPG视为土耳其国内分裂势力——库尔德工人党(PKK)——的延伸力量。土耳其总统长期以来都把库尔德民兵组织和库尔德工人党定为“恐怖组织”,他同时也不断地向特朗普施压,要求美军撤离叙利亚,以便于土耳其军队能镇压叙利亚的库尔德运动。

这一次,特朗普在没有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那里获得任何对价或者承诺之际,就贸然同意撤军。此举令库尔德人和国际社会都大吃一惊,这实际上是放弃了战时盟友,对美国没有任何好处。其结果是,美国在当地影响力急剧下降,而俄罗斯和伊朗的影响力则迅速扩大,库尔德人被迫转而从叙利亚总统巴沙尔·阿萨德那里寻求保护。从长远来看,这使得叙利亚阿萨德政府的统治更为巩固,库尔德人的独立愿景遭到严重打击,他们在叙利亚建立的领土也遭到了破坏。但我相信,库尔德人寻求独立的努力不可能就此停滞。重新划定领土边界,这是21世纪库尔德民族最渴切的期盼。

在美国总统克林顿的协调下,多年对手阿拉法特和伊扎克·拉宾在1993年签署《奥斯陆协议》,这是巴以之间开启的第一次有意义对的和平进程。

英法美等外部势力的干预是中东百年冲突的根源

第一财经:你在书中提到过,1517年以后,阿拉伯国家就开始受到域外势力的干预。苏联解体之后,美国成了干预的最强力量。到了眼下,美国对阿拉伯国家的影响力是在上升还是减弱?

尤金·罗根:自从上世纪90年代冷战结束以后,在没有苏联遏制的情况下,美国基本在中东问题上掌握了全面主动。1991年和2003年的两次伊拉克战争、2001年入侵阿富汗,以及2011年和2014年对利比亚和叙利亚的军事干预,都让美国在中东的势力过度扩张。此后,奥巴马和特朗普各自通过自己的方式削减美国在中东和阿富汗的军队,因为他们认为,中东争端是一个开放性的问题,应该由各个国家一起解决。而且,在中东驻军对美国的国防安全没有实质性的好处。中东对美国来说的确是战略十字路口,具有重大意义,他们依然希望在那里保持影响力,但不是通过驻军的方式,而是通过经济控制,或是向亲美政权提供军事援助的方式。

如今,那些希望美国人能够解决中东争端的人估计是要更加失望了。直到现在,特朗普政府还没能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提供可靠的和平计划,也还没有对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施加影响力,以结束也门灾难性的战争。在叙利亚和利比亚的和平谈判上,美国发挥的作用也不大。因此,在过去20年中,美国在中东的影响力大大减弱,并且在不久的将来有可能继续减弱。

第一财经:中东国家的边界在一战结束后,由英法重新划定。这种由阿拉伯世界以外的国家划定阿拉伯国家领土边界的历史,对现代中东带来了怎样的影响?

尤金·罗根:现代中东的边界由英法两国在一战以后做了划分。奥斯曼帝国及其盟国德国、奥地利和保加利亚的失败,导致了1920年严酷的和平条约。奥斯曼帝国的土地被划分为新的民族国家,这些国家被置于英国和法国的托管之下。由于英法两国当时都是帝国主义国家,这项条约就意味着奥斯曼帝国沦为两国的殖民地,而不是如他们向国际社会宣称的那样,让这几个国家各自走上了拥有独立主权的道路。

阿拉伯人就此遭遇了双重背叛:在划分领土边界问题上,他们没有发言权;划分领土之后,他们还将生活在外国的殖民统治之下。这样的做法被证明对中东造成了极大的破坏。每个新成立的国家都爆发了民族主义运动,他们团结起来反对他们的殖民占领者,数次挑起内战。1917年英国的《贝尔福宣言》公开支持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犹太民族之家”,这一行动帮助了以色列建国,但同时也引发了阿拉伯世界和以色列国的剧烈冲突。直到现在,英国的托管已经结束了70年,但巴勒斯坦人依然没有国籍。

过去一个世纪里,伊拉克和科威特之间,库尔德人与土耳其、伊拉克、伊朗、叙利亚之间,叙利亚与它的邻国黎巴嫩之间,都爆发了无数次区域冲突。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一战以后的领土划分政策,在中东近百年的冲突中扮演着关键的角色。

第一财经:你在之前的采访中提到:阿拉伯世界今天距离摆脱外部势力、实现独立的目标,比其近现代史上的任何时候都要遥远。得出这样一个悲观结论的理由是什么?

尤金·罗根:上世纪50年代殖民主义时代结束以来,中东从未像现在这样受到外国利益的支配。冷战时期,阿拉伯世界能够不断在苏联和美国的竞争中发挥作用,以取得自己的利益。在一个多极的世界中,阿拉伯人能够并且愿意利用自己的优势。但是,随着苏联解体,阿拉伯世界陷入单极状态,这使得美国能够前所未有地、不受干扰地控制中东。2000年,小布什当选总统以后,美国成了一个不尊重国际秩序的新保守主义政权。“9·11”导致布什政府发动了针对伊拉克和伊斯兰世界的“反恐战争”。之后的阿富汗战争、入侵伊拉克以及伊朗和叙利亚政权更迭,这些事件都对阿拉伯世界造成了破坏。同时,国际社会也没有强大的力量站出来限制美国单方面使用武力。

到了21世纪第二个十年,民众的起义破坏了整个地区稳定。而美国,在变化无常的特朗普领导下,试图从中东撤军,俄罗斯则填补了这一权力真空。美国现在的单边主义快要成为过去,这导致了更多国家干预阿拉伯世界。也许我们将要见证一次达成新秩序前的暴力冲突。就目前来说,阿拉伯世界正前所未有地遭到外来力量的控制,并且距离独立自主非常遥远。

1948年巴以冲突中的巴勒斯坦军队。

阿拉伯国家正在寻找新伙伴,但中国与其相处需克服语言、宗教障碍

第一财经:与《征服与革命中的阿拉伯人》简体中文版出版差不多同时,以色列前总统西蒙·佩雷斯的自传《大梦无疆》也在中国出版了。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他和他的小儿子舍米·佩雷斯对西方现代文明高度信任,他们也很强调科技、资本和民主的积极意义。舍米·佩雷斯也提到了,从他的角度来看,他感觉以色列需要面对其他阿拉伯国家的敌意。在阿拉伯国家中,以色列或许在文化上相对特殊。在你的观察中,其他阿拉伯国家对西方文明的态度是怎样的?

尤金·罗根:以色列与西方的关系,与阿拉伯人与西方的关系是截然不同的。以色列是英国殖民统治的受益者,而阿拉伯世界则因为殖民统治而耽误了政治发展。如果英国人当年不支持犹太人在巴勒斯坦的领土上建立“犹太民族之家”,犹太复国运动永远达不到能够建立国家的规模。另一方面,黎巴嫩、约旦和巴勒斯坦的政治发展则受到殖民当局的压制。为了破坏阿拉伯民族主义运动,英法两国经常逮捕行使言论和集会自由的政治活动家,他们必须保证这些人不威胁帝国的权力。的确,二战以后,英国也试图遏制犹太复国主义,以维护巴勒斯坦的稳定。但到了1948和1949年,欧洲依然被以色列视为建设国家的盟友,而阿拉伯人则在继续努力摆脱先前的殖民势力。这导致了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与欧洲完全不同的关系。

冷战时期,阿拉伯世界很多国家都转向了苏联阵营,将这个国家视为政治和经济体制发展的榜样,并学习现代技术。阿尔及利亚、利比亚、埃及、叙利亚、伊拉克等“革命共和国”都转向共产主义阵营,并得到军事硬件和技术方面的援助。他们倾向于国家主导的发展,限制私营部门的发展。而以色列则在向西方学习,积极发展多党制,在私营部门和公共部门之间取得平衡,并积极与西方互动。

当然,阿拉伯世界也没有完全拒绝西方模式,冷战结束后,阿拉伯国家和欧盟之间的交流不断增加。然而,他们永远不会忘记之前的历史教训,这限制了他们学习西方模式的热情。

第一财经:你在书中写道,18~19世纪,奥斯曼帝国也曾试图改革,还专程派人去西方积极学习西方技术。当时,阿拉伯世界也与欧洲接触频繁,很大程度上融入到了西方的体系之中。这样一段历史,为后来阿拉伯国家与西方世界的关系带来怎样的影响?

尤金·罗根:这本书里最有趣的章节,就是讲述19世纪前期,埃及和突尼斯派使团到欧洲国家学习的内容。那时候,北非国家对他们的文明非常自信,他们认为伊斯兰教代表着终极真理,学习欧洲的先进技术可以帮助他们把社会建设得更好。他们对学习西方科技很有兴趣,也翻译了很多西方文献带到阿拉伯世界。

然而,尽管阿拉伯世界有能力了解和翻译新思想、新技术,但他们从不掌握和创新这些技术,这与日本明治维新时期所做的完全两样。慢慢地,阿拉伯人成了西方技术和资本的消费者,他们增加支出、向西方银行贷款,并最终导致突尼斯、奥斯曼帝国和埃及的统治的破产。即便是今天,阿拉伯人依然是西方技术的消费者,而非创新者。技术上的进步使得东亚国家,包括中国、日本、韩国、越南、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成为经济强国。但在阿拉伯,外商直接投资很小,他们在全球经济中发挥的作用也比较小。

第一财经:你认为,导致阿拉伯国家与西方世界隔阂与误解的最重要因素是什么??

尤金·罗根:在描述西方与阿拉伯世界的关系时,一味强调冲突是不对的。同时,忽略双方在过去5个世纪里错综复杂的关系,也同样错误。我相信,如今的阿拉伯人正在欧美之外寻找新的伙伴,比如亚洲新崛起的国家,尤其是中国。但我并不认为,中国与阿拉伯人的关系处理起来会很容易,其间同样面临着语言和宗教方面的障碍。首先,语言上的壁垒非常高,同时,对伊斯兰教的不同看法也会让双方关系变得复杂。当然,如果双方本着相互尊重、互利互惠的原则交往,未来的中国与阿拉伯之间应该能够化解误解。

我认为,是语言和文化上的障碍使得阿拉伯人和西方人之间有了隔阂。爱德华·萨义德出版于1978年的《东方主义》一书抓住了这个实质。很多西方人认为,阿拉伯语是一门十分难学的语言,同时,伊斯兰教与西方的冲突也有很长的历史。对于阿拉伯人来说,他们与欧洲、美国的关系也因为过去的殖民统治和政治干预而变得十分复杂。不过,依然有很多阿拉伯知识分子将西方视为技术和先进思想的来源,他们相信这些东西能够让阿拉伯人获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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