末代“帝师”眼中，从慈禧太后到伪满洲国的中国近代史

说起庄士敦（Reginald Fleming Johnston），电影《末代皇帝》中有个经典场景：溥仪在天津码头为他送别，乐师在后面用二胡、笙、阮等乐器演奏苏格兰民歌《友谊地久天长》。

1919~1924年，由李鸿章之子李经迈引荐，苏格兰人庄士敦进入紫禁城，成为废帝溥仪的英文老师。这段时间，恰好也是中国从古老帝制走向民主共和的特殊时期，庄士敦见证了这个关键的历史转折点，并把自己的“帝师”经历写成《紫禁城的黄昏》一书，于1934年在伦敦出版。而他的学生溥仪写出自传《我的前半生》，已是30年后的事情了，写作过程中不少地方还参照了庄士敦的记录。

《紫禁城的黄昏》自问世以来，就是讲述晚清民国历史的经典作品之一。意大利大导演贝托鲁奇拍摄一举囊括9项奥斯卡奖的《末代皇帝》时，也是以其为原始架构，再主要参考《我的前半生》。

多年来，该书中译本已有近十个之多，但近日首次推出的“掌故大家高伯雨译注本”，却以多达20%的“注疏”，成为最有看点和译者个人特色的版本。“高伯雨在评注以外加了很多疏，融入了很多自己的东西，都可以算他的一本著作了。加的很多译注也是有价值的。”文史作家、原北京燕山出版社总编辑赵珩说。

溥仪灵魂中的重要部分

1898年，年轻的牛津大学硕士庄士敦，以见习生身份被派往中国时，肯定不会想到20年后，自己会成为中国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洋帝师”。

庄士敦先是为港英当局服务，做过香港总督府秘书、辅政司助理等职。后来被派到威海，一待就是13年，最后升至威海卫行政长官。

但庄士敦不仅是一位普通殖民官员，他对中国文化有浓厚兴趣，早在牛津大学读硕士时，就研究过东方古典文学和历史，到中国后走遍内地各省，会讲广东话、北京官话，会读中国古典诗词，对孔子也有研究。他甚至告诉溥仪堂弟溥佳，自从读了佛经后，他就觉得佛教比基督教教义高深，从此不再去教堂做礼拜。

1918年，溥仪的老师徐世昌要出任民国大总统，需要再找一位“帝师”。经李鸿章次子李经迈推荐，徐世昌代向英国使馆交涉，聘请“中国通”庄士敦担任溥仪的新老师，并于次年赴任。

《紫禁城的黄昏》和《我的前半生》中，都详细描写了两人第一次见面的经过。1919年3月4日，由大臣带领引见，他们在毓庆宫见面，采用接见外臣仪式，14岁的溥仪坐在宝座上，庄士敦向他三鞠躬，行君臣之礼，之后溥仪与他握手。片刻后，庄士敦重新被领进毓庆宫，这次轮到溥仪向他鞠一次躬，行拜师礼，两人的师生关系正式确立。

溥仪在《我的前半生》里说，对他影响最大的师傅首先是陈宝琛，其次是庄士敦，并说庄士敦“已经成为我灵魂中的重要部分”。

庄士敦进入紫禁城后，给久居深宫的少年溥仪打开了一扇完全陌生的大门，他对溥仪竭诚尽忠，倾其所知相授，除了英文，还教西方历史、生活风俗、自然新知，也讲当时刚刚结束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甚至把《新青年》带进了“禁宫”。受庄士敦影响，溥仪开始穿西服、剪辫子。

自3岁被接进紫禁城，溥仪在几位太妃和生父生母身上从来没有感受到过“爱”，庄士敦是少数真正关心他的人之一。特别是当他发现溥仪近视后，极力说服端康太妃给溥仪配眼镜。而端康太妃此前宁愿溥仪看不清东西也不肯请外国医生的理由，则是“‘龙目’岂能随便让人看”。在给李经迈的一封万字长信中，庄士敦还说，与复辟机会相比，“我感兴趣的是看见逊帝成为一个智力健全身体健康的青年”。

但是，这位“苏格兰老夫子”身上又有保守和迂腐的一面。溥佳回忆，他对中国封建官僚的派头极为欣赏，愿意别人叫他“庄大人”。溥仪则说，1922年他大婚之日赏赐了庄士敦“一品顶戴”后，庄士敦专门做了一套清朝袍褂冠带，在西山樱桃沟别墅溥仪写的“乐静山斋”匾额前拍照，广赠亲友。

庄士敦还一直称溥仪为“我的龙”。溥仪被逐出紫禁城后，民国政府的工作人员在养心殿发现一个箱子，里面有些文件表明，庄士敦曾奔走于英、美、日等国使馆，试图游说外国政府帮助其复辟。

对溥仪和日本关系多有辩解

庄士敦其实对清朝灭亡的原因也很清楚。在写到内务府时，他详细记录了自己所见所闻的内务府之腐朽、贪婪，认为这一机构在王朝统治的瓦解中扮演了关键角色；他也花了很多笔墨，描述八旗贵族的昏聩和无能。

从被慈禧太后指定为皇帝那刻开始，溥仪的命运就被决定了。虽然贵为皇帝，但终其一生都是千年未见的大变局里，那位无法左右自己的小人物。庄士敦作为“洋遗民”，在写《紫禁城的黄昏》时喜欢为他辩解，尤其是对溥仪与日本的关系辩护得最多，有时是选择性失明，有时又揣着明白装糊涂，凡此种种，都被高伯雨逐一指出。

1924年，溥仪被冯玉祥驱逐出紫禁城，在醇亲王府短暂停留后，庄士敦找到日本公使芳泽，随后溥仪进入日本使馆。次日，芳泽对外界宣布“容留”溥仪。庄士敦解释，当时他找芳泽的原因是觉得在诸多外国公使中，只有日本公使最愿意给予“有效保护”。当溥仪在日本公使馆的情况被美国杂志曝光后，庄士敦又说，这是因为外国公使馆有“好传统”，面对“受欺压的民众，出于人道断然不会置之不理”。

实际上《紫禁城的黄昏》写于1934年，此前已经发生了“九一八事变”，庄士敦在中国生活了这么多年，日本人接近溥仪的真实目的他不可能不知道。因此，高伯雨说庄士敦为溥仪引荐芳泽，“此举可谓害尽溥仪一生”。

庄士敦回英国后，依其在中国的资历，完全可以继续外放当一个殖民地总督，但他曾用“林兆阳”的中文名字写文章得罪了教会，后来被查出真实身份，只好去伦敦大学做中文教授。钱钟书留学英国时，还受过他的指导。

《紫禁城的黄昏》在伦敦出版后引发轰动，短短三个月内就再版了三次，成为当年的畅销书。庄士敦用出书所得稿费买了一个小岛养老，并专辟一个房间陈列溥仪赏赐他的礼物，以及他的清朝朝服、顶戴等。得知溥仪在东北建立了伪满洲国后，他很高兴，特地在小岛上挂上一面伪满洲国的“龙旗”，以表示对“皇上”的忠诚。

1938年3月6日，终身未娶的庄士敦去世，享年64岁。

译注补充诸多历史隐秘关节

高伯雨译注的《紫禁城的黄昏》，其实是该书最早的中译本，出版于1964年12月，遗憾的是长期以来只有港版。

根据《伯尔尼公约》，文学艺术作品的版权保护期限定在作者有生之年与作者死后50年内，此后，便成为全人类共有的精神财产。《紫禁城的黄昏》自1988年开始成为公版书之后，中国内地马上就有了译本——首家推出中文简体版的，正是再合适不过的“紫禁城出版社”，时间是1988年4月。

电影《末代皇帝》公映后，庄士敦的知名度陡升，《紫禁城的黄昏》各种译本接二连三出现。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19年，至少有8个简体中译本。其中，只有译林出版社的版本加了部分注释，多少有助于了解中国近代史上这段“城头变幻大王旗”的乱局。

而高译本的注疏，一直是所有译本中最丰富和详细的，这得益于译注者掌故大家的身份。高伯雨，原籍广东澄海，1906年出生于中国香港，和溥仪是同庚。祖上在香港、东南亚经营南北行生意，家底丰厚。

作为“最后一位掌故大家”，高伯雨对晚清民国的遗闻逸事都十分熟悉，上世纪30年代还曾在北平长住。1934年，高伯雨在英国报纸上看到《紫禁城的黄昏》一书即将出版的消息后，就从北平写信到上海的别发书店（20世纪上半叶中国最大的外文书店之一）订购。1960年代，高伯雨为了“揾食”而应约翻译该书时，因为熟悉书中提到的历史人物，还见过当时围绕在溥仪身边的遗老陈宝琛、金梁等，整个翻译过程非常顺利，堪称“运笔如飞”。

在高伯雨的译本中，包含了200多条译注，涉及的文献材料包括同时代的报刊、日记、溥仪回忆录等，补充了庄士敦作为外国人所不能见到的诸多历史隐秘关节，也对庄士敦的叙述加以点评和校正。

不过赵珩提醒，高伯雨主要在广东、香港地区生活，长期为报刊写文章，受孙中山影响比较大，思想有些激进，《紫禁城的黄昏》里有些注释倾向性也比较强，“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有时有点‘标题党’”。

《紫禁城的黄昏(评注插图本)》

[英]庄士敦 著 高伯雨 译注

上海人民出版社·世纪文景×活字文化 2019年10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