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宏伟的新书《望长安:海外博物馆收藏的中国故事》讲述了中国文物流失到海外的历史和回归的可能性。
任远提出不应将人口作为“工具”提倡“限制生育”或者“鼓励生育”,而是要更加重视为人们的生育提供服务和支持。
政治学教授包刚升计划用一年时间为公众导读几十本中外政治学、社会科学、历史学经典著作。
“我的历史书写中,不把很浓厚的民族情感放进去,而是以更加客观、中立的第三方视角,来重新理解非西方传统大国近代以来的政治与历史。”
城市的变化启发了围绕着“上海”的新书写,包括《平凉路2767弄》《道达里》《弄堂里的西西弗斯》《九路口》《洋盘》等。
陈瑜的最新书《我为孩子打突围战》通过采访家长的视角,探讨了现代教育和家庭教育的问题。
陈瑜的书《我为孩子打突围战》介绍了中国父母在教育孩子的过程中面临的烦恼、反思和智慧。
“我自己一直有一种沉重的负罪感,觉得我到大城市读书、工作,乡土和我的关系断裂了。接触到这些工友后,发现故乡的人并没有‘死亡’,他们只是跟我一样离开了老家。”
意识到皮村文学小组的现状不会永远持续下去后,在文学小组上了5年课的作家袁凌觉得,应该留下一份记录。于是有了《我的皮村兄妹》。
余秀华出版了她的第四部诗集《后山开花》,“依旧写的是小情小爱,因为爱一直充盈着我的心,许多时候我为自己过剩的爱感到羞愧。”她在自序中写到。
“到现在,我服务的白血病患儿有300多名了,把阿亮放在第一个来写,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阿亮的母亲,我太想写这个人,太想记下这个人了。她在提示我们,不要忽略、忘记底层人的苦。”
陈行甲,前湖北省巴东县县委书记,自2016年离开公职后,创立深圳市恒晖公益基金会,致力于开展公益创新。
2023年底,陈慧出版了新书《在菜场,在人间》,今年还有一本非虚构写作、一本女性题材的书即将出版,进入更加成熟和宽广的写作领域。
在深入一个不存在的国度三年后,柏琳说,能够被人想起的,总是记忆的细节。一路所经的城市和人群似乎矛盾但有温度的“真相”,最终点燃了她自己的生命火把,“用以释放生命中躁动不安的那簇火焰”。
薛舒的第二本非虚构写作《生活在临终医院》,探讨了老龄化越发严重的当下,我们该如何与亲人道别这样一个沉重但无法回避的话题。
挂职期间,杨素秋最重要的一段经历,是在短短6个月时间里建起一座区级图书馆。她克服经费紧张、预算有限等诸多实际困难,亲身经历了是选择有猫腻的“烂书”还是选择读者喜欢的好书之间的博弈。
由诗歌公益组织“我们还有诗”发起的“海上的诗歌——沪语诗歌创作朗读大会”,开启了上海话作为诗歌语言的可能。
90后青年学者、香港大学教育学博士郑雅君表示,尽管对于底层家庭的学生进入名校的问题,已有许多人接触,但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依然有很多未知。
黄灯,一位大学老师,利用寒暑假,搭乘各种交通工具,跟随学生一起回他们在云南、广东、湖北的小城、乡镇、村落里的家,更加深入地了解课堂上那些或沉默或大方的年轻人——那些她的二本学生。
吴铮强在《官家的心事:宋朝宫廷政治三百年》中,透过正史里深藏的细节,还有私人笔记中的片段,呈现出若干被试图掩盖的宫廷政治,揭示出历史中的普遍真相
第一财经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