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失中的工人新村：风花雪月之外的另外三分之二上海

曾经轰轰烈烈、在上海持续了40年之久的工人新村建设潮，如今在记忆中已变得相当遥远，又或者说，被“海派文化”“摩登上海”的另一种叙事盖过了。管新生却执着地在新书《工人新村》里，试图以自己的个人经历，唤醒无数“工人新村孩子们”的共同回忆。在同样住过工人新村的批评家陈思和看来，管新生“写出了一个时代、一个地区的集体记忆和共同感情”。

作为中国最早的工人新村，建成于1952年的曹杨一村当年迎来了1000多位劳模。这是新中国第一批住上“工房”的工人，他们的乔迁，在当时被视为“工人阶级当家做主”的伟大标志，被称为“1002户工程”。紧接着，曹杨新村又有了一个闻名遐迩的“两万户”工程——政府在很短的时间里又兴建了一批工房，解决了20000多个工人家庭、共计10多万人的居住问题。此后40年里，工人新村扩展到上海各处，诸如日晖新村、控江新村、鞍山新村、江宁新村、大连新村等，建成的总计达200多个。这些房子，就是后来上海人俗称的“老工房”。

直到今天，如果忽略住宅内部的幽暗和逼仄，仅从外观看，曹杨一村依然是一个“宜居社区”。新村里是统一的三层尖顶小楼，整修以后的乳白色外墙和红色屋顶让这些六七十岁的老房子显得“年轻”了不少。每一排房子的间距都与房屋的高度相等，当中可以容纳一条绿化带，看上去疏朗开阔，整齐划一。新村外，沿马路的地方，是城市雕塑和精心修剪的绿化带，马路两边则是茂密而粗壮的梧桐树。

半个多世纪过去，工人新村房子的外观没有多少变化。但学者的调研告诉我们，曹杨新村里的住户却发生了巨变——这里成了外来务工者的热门居住地。只有在下午三点下班前，整个新村处于人流低潮时，才能依稀瞥见它当年的情形。除了穿梭往来的快递员，几个街心花园里坐着的，都是白发老人，他们打麻将或谈论菜场见闻——用的是上海话。

工人子弟：

恢复一个群体的记忆

这群老人和管新生是同一代人。1954年，作为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代产业工人的子女，5岁的管新生坐着平板人力车搬到了位于杨浦区的控江新村。刚刚离开“马桶挨马桶、煤球炉挤煤球炉”的石库门弄堂，在遍地和他一样高的野草和一模一样的三层楼房子之间，偷跑出来玩的管新生迷路了。

铺着木质地板的房子，拥有管道煤气和抽水马桶，这是当时的工人新村最令人艳羡的地方。不过，孩提时的管新生对新家最直接的感受还在于游戏。市中心老弄堂的狭小空间里盛行的打弹子、刮刮片、滚铁圈、钉橄榄核，都淡出了工人新村孩子们的“竞技场”。成群结队的“老鹰捉小鸡”、在新村里漫无边际的“逃江山”，成了新潮流。

从伴着建设大潮搬进控江新村，直至1986年离开，30多年的工人新村岁月决定了管新生人生的大致轨迹。中学毕业后，他被分配到上海铝材厂。抱着改变自己命运的想法，也因为从小的爱好，他逐渐成为一名准专业作家，直到当上《杨树浦文艺》的常务副主编。

在管新生的创作生涯里，《工人新村》可被视为那部100万字的小说《工人》的余音。在小说里，管新生和女儿管燕草写了一个工人家族从1906年绵延至2010年的百年故事。这部小说前后写了12年，管新生为此查阅史料无数，勾勒出1949年前后众多产业工人生活细节上的变迁。让他印象很深的，是当年上海工人的贫富差异。“上海许多工人是解放前从苏北逃难过来的，他们到上海以后，就沿江搭了很多草棚，没有房子住。只有杨树浦的工人通过斗争，得到了一些宿舍。”但他也查到资料，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确也有能拿到高工资的法商电车电灯公司工人。还有几家咖啡馆，也是专门针对工人群体开设。包工头把工人从乡下带出来以后，再带他们进入工厂，三年包身期满，一般就能成为正式的纺织工人，工资20银元左右，生活也能过得去。

管新生经历的新中国工人新村生活，则要平等、单纯得多。“弄堂里的人来这里，可能会觉得这里有煤气和卫生间，但我当时从没有自豪，也没有自卑。只能说，工人新村的一切是共产党给的，并不是靠自己挣钱挣出来的。这其中的意义还是不同的。”

中学毕业，管新生到上海铝材厂工作后，这种平和的、无忧无虑的心态才被打破了。“工作以后才对一些不平等有了感受，可以说，这时候，想法有了质的飞跃。”铝材厂炉子间的温度恒定在72℃，管新生曾想要离开，但上级不让他调动，他觉得自己成了“炉前烤焦的一个音符”：“为什么我要做那么强、那么苦的体力劳动？我能不能改变命运？”从小钟爱的写作，成了他改变命运的途径。当时回旋在炉子间里的这些追问，成了管新生后来陆续发表700万字小说的动力。

石库门与工人新村：

新旧上海的两重天地

解放前的上海，住宅包括花园洋房、石库门、新式里弄、公寓大楼以及零星散布在各个角落的棚户区。这其中，并没有一个专供工人居住的栖身之地。

管新生的妻子出生于石库门，他自己也曾经住过石库门，在他的回忆中，石库门混杂着三教九流的七十二家房客里，隐藏着许多经不起推敲的往事。依照租金的不同，前一条弄堂和后一条弄堂居民的经济条件也有天壤之别。文化人、开飞机的、开轮船的和底层的苦力所住的地方只相隔几条弄堂。

工人新村的住户就比较单一，尤其是早期，以劳模和技术骨干为主，都是“比较革命，也可以说是比较听党的话的”。很长一段时间里，那里的环境非常单纯。“所以，老城厢、石库门的孩子的知识面和眼界肯定比工人新村的孩子开阔”，管新生说。

“80后作家”张怡微，1987年出生在曹杨二村，后来又在徐汇和浦东的两个工人新村住过。她的长篇小说《细民盛宴》和《你所不知道的夜晚》，都是以工人新村为背景。在这位如今的复旦大学中文系老师眼里，工人新村的生活“有平等的温馨，也有对于勤劳、坚韧和坚持的训练”。直到现在，她还生活在那种氛围当中。她外婆去世时，周围的邻居来她家彻夜帮忙折锡箔，还教了她很多种折法。这样的邻里关系，在后来的新建商品房小区里，是不太会有的。

作为工人的孩子，张怡微觉得自己熟悉工人的生活和情感结构，这些认识也给了她基础的情感认同。最近这20多年，原先意义上的、曾经是中国社会一股极为重要的政治力量的“上海工人”，随着工业的迁离和人口的生老病死，已经减少了很多。但张怡微身边最好的朋友，总还是那些出生于工人家庭的孩子，因为这里面“有种刻舟求剑的感情吧”。

工人新村源流：

美国建筑师、苏联专家与中国特色

和管新生一样，许多当年的“原住民”和他们的后代，已经慢慢迁出工人新村。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里居住面积太小，一旦有机会，他们当然更愿意住商品房。然而，在建成之初，曹杨新村曾受到一些苏联专家的批评，却恰恰是因为：它太大了。

不过，来自社会主义“老大哥”的批评并未被完全采纳，建设计划还是继续执行下去。

两大社会主义国家的专家的不同观点，体现了他们对工人生活设想的微妙不同。而这两种设想之间的张力，正是一位民间工人新村史研究者最感兴趣的地方。

在这位不愿具名的研究者看来，工人新村的设计方案，很能体现当年主政者的建设思路——中国的社会主义一向是不同于任何一个国家的，有我们自己的想法。他提到了一句曾被广为传唱的歌词：“我们的祖国是花园”。“苏联专家批评的似乎正是这‘花园’二字，但我们的建设理想，实际上一直都带着对舒适生活的向往。这一点，和许多批评社会主义的学者的习惯性认知恰好是相反的。”

曹杨新村后来呈现的样貌，在研究者看来，与当时上海的第一、第二把手及设计师汪定曾关系密切。汪定曾是交通大学土木工程系毕业生，后留学美国，并于1938年拿到了伊利诺伊大学建筑学硕士学位。他设计的曹杨新村，参照的是诞生于美国的“邻里单元”模式，由克拉伦斯·佩里（ClarencePerry）于1920年代提出。在佩里的设想中，“邻里单元”是“一个组织家庭生活的社区的计划”，它不光涉及住房，还涉及周边环境和公共设施。这些设施至少要包括一所小学、零售商店以及娱乐设施。他同时认为，在汽车盛行的时代，环境中最重要的问题是交通安全，所以“邻里单元”模式主张，将汽车交通完全地安排在居住区之外，以保证居民尤其是孩子的安全。这种建筑理念进入中国时，已在国际上流行了20多年，但在研究者眼中，它们“依然很有先进性，尤其是和其中居住的先进生产者的身份相匹配”。

不过，中美两国虽然都在一定程度上实践了“邻里单元”的模式，其初衷却是不同的。“美国人采用这种模式，带有反城市化的色彩，而中国当年就是希望用尽量少的资源做成最好的事。”

工人新村这种多少带有乌托邦色彩的建筑和城市规划模式，20世纪的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曾流行于世界各地。但几十年后，它们又面临着相似的命运——原本居住在其中的人逐渐流散，且普遍流向更为舒适的住宅。在这位研究者的观察中，或许只有德国可能是个例外。“人大都是享乐主义的，不过，德国人比较喜欢‘自虐’，有些德国知识分子还愿意住在工人新村，抱有某种社会理想。”

“海派文化”叙事是否应包括

左翼文学和工人文学？

从1949年至1978年，工人新村塑造了上海几代工人的生活。30年间，上海新增的1756万平方米住房面积中，有1139万平方米是工人新村，占比近三分之二，这使得工人新村的总建筑面积远远超过了石库门。但是与工人新村的实际功能不相称的是，有关工人新村的文学、电影作品却很少。如今人们一说起上海的文学形象，最容易想到的还是上世纪20~40年代灯红酒绿的“上海滩”，或是嘈嘈切切、风花雪月的石库门、新式里弄和小洋房。工人新村，却很少留下属于它自己的文字或影像。

自2005年开始，王晓明、罗岗等学者曾对曹杨新村做了长时间的系统研究，目的之一，就是对这个问题的回应。在向媒体介绍研究背景时，罗岗曾提到，工人新村是社会主义留在这座城市中最深的痕迹，但在1990年代因李欧梵《上海摩登》出版之后掀起的“上海热”，其特点之一，就是在对上海历史的叙述中，将1843年开埠后的历史直接与1992年以后重新开放的上海对接，而这个对接的前提，就是对作为社会主义城市的上海的有意遗忘和压抑。这种遗忘，使得1949~1979年的上海史叙述几乎成了一个空白。

多年前，在一场关于“海派文化”的大讨论中，就有学者提出：“‘新天地’叙事修复了业已崩溃的市民记忆，令后者在石库门的还原影像中找回了殖民时代的资本主义梦想”，而“石库门对工人新村的胜利，意味着工人阶级经过1950年到1976年的‘主宰期’，已经从城市的意识形态中心退出，成为上海的边缘阶层，取而代之的是更为庞杂而有活力的市民阶层”。对此，管新生说，他不知道搞理论的专家将石库门与工人新村对立起来是不是准确。他只是觉得，所谓“海派文化”至少应该包括左翼文学和工人文学，郁达夫《春风沉醉的晚上》、蒋光慈《短裤党》、夏衍《包身工》、茅盾《子夜》等，都是其中重要的一部分。“理论家的故事由理论家述说，但现在，关注工人和工人新村的作品确实很少。”

不过，对文化学者们将工人新村纳入“海派文化”叙事的建议，那位不愿具名的工人新村研究者有不同的看法。他认为，说工人新村属于“海派文化”，实际上是“委屈它了”。“工人新村所代表的，是一种新的历史文化和意识形态，和通常意义上说的‘海派文化’没有多大关系。”如果非要说这部分文化也属于“海派文化”，那就必须放大“海派文化”的概念。“它不再仅仅是上海内环以内以英租界、法租界生活为中心的文化，而是扩大到了与上海制造业相关的一段历史。这样一来，‘海派文化’起码要包括自江南制造局开始的上海产业格局以及与之相关的一整套生活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