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胞胎姐妹两国看病遭遇迥异，英美医疗体系哪家强？

在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之下，各方都在思考，谁的公共卫生体系、医疗体系更坚挺？更令民众有安全感？

近期（3月底），伦敦大学学院(UCL)流行病学与卫生保健系主任诺拉·格罗斯（NoraGroce）教授用她和她双胞胎姊妹南希·格罗斯（NancyGroce）的经历写成论文发表在《英国医学杂志》上，为世人提供了一份宝贵的田野调查经历：作为双胞胎，诺拉与南希两人在过去五年内都在著名医院接受了乳腺癌治疗，只不过诺拉是在英国通过英国国家医疗服务体系（NHS）接受治疗，南希在美国的医保体系下接受治疗，结果两人的遭遇大相径庭。

在美国的南希在术后花了长时间来协商医疗费用，在此期间她还支付了一笔额外的费用。同时，她罕见地出现血压飙升情况，为了让血压得到控制，南希还需要进行另一轮的医生预约、买药和付账过程。

而英国的诺拉不用面对堆积如山的账单，也不用花时间与保险公司及医院争论账单问题，她唯一的额外支出是在出院前那晚丈夫花了6.95英镑从玛莎百货买了一顿快餐。NHS甚至还付了她打车回家的费用。

诺拉·格罗斯在接受第一财经记者采访，谈及NHS相对优势时表示，其最明显的优势在于“在英国，个人是否获得NHS的医疗卫生服务跟你的老板、公司没有关系。NHS推行的是全民全面的医疗，60岁以上的居民看病所有药物和服务都是免费的。但在美国，你要自己操心医疗保险。而且即使你的公司帮你支付账单，你自己也还需要承担40%左右。”

“毫无疑问，英国国民健康保险制度存在一些问题，而且该制度本身目前正处于严重的压力之下，但在英国，获得医疗保健被认为是一种权利，而不是一种特权。”

诺拉对记者补充道，“英国是一个全面医保体系，我们通过税收支付NHS这样一个全面安全网。”

双胞胎在英美同做乳腺癌手术

2008年，55岁的诺拉到英国并注册了NHS。在初次体检时，诺拉向当地的家庭医生报告了她的乳腺癌家族史。由此，她开始向遗传顾问专家和当地医院的诊所寻求帮助。

从2009年开始，她每年都接受乳房X光检查，在2012年的一次常规检查中发现了一个肿块，于是她做了穿刺活检。确诊癌症后，她接受了两次乳房肿瘤切除术，每次手术她都要在医院里待上两天。但因为很难确定病变的边缘，在与外科医生和手术团队协商后，诺拉选择了双侧乳腺切除术。这场手术是在2014年进行的，算起来诺拉一共在医院待了6天。为了更充分地休息，诺拉请了6周的假。休假期间的工资依旧由雇主支付。

南希则在美国华盛顿特区工作，但在她家乡纽约也有一套公寓。部分原因是，在2010年《平价医疗法案》出台之前，她曾经历过一次乳腺癌发作，这意味着她有“既存情况”，因此她在美国许多州都没有资格享受医疗保险，而纽约是少数没有将她排除在医疗保险之外的州之一，所以虽然在数百英里之外工作，大部分时间诺拉还是住在纽约。事实上，从1994年以来，能否获得医疗保险一直是诺拉选择职业时的考量之一。

南希于2007年加入美国联邦政府，获得了几项预先选定的私人健康保险计划中的其中一项服务。在这项服务中，由雇主支付60%的保费，雇员则承担剩下40%的“等额支付”。

其中，员工负责的保费会自动从他们的工资中扣除。虽然保险计划各不相同，但它们大多数都包括“自付扣除”费用，每年几百到几千美元不等。这些费用必须在保险生效前由雇员支付。南希选择的这项医疗保险使她能够继续使用纽约的医疗服务（包括她的肿瘤医生）。

在2015年底，南希在医院检查后发现了一侧乳房病变。在此后四个多月的时间里，她做了几次磁共振成像扫描、两次活组织检查和一次门诊乳房肿瘤切除术，并进行了一个月的放射治疗。为了尽量节省时间，在纽约肿瘤科医生的许可下，手术后，南希转到办公室附近的一家医院继续放射治疗。这次过程意味着她要与第二个医疗组建立关系，转移医疗记录，并要熟悉新的医疗设备。最后的结果是，南希只休了两周的假，便要继续工作。

英美医疗账单对比

诺拉在论文中，详细地记录并比较了英美医疗系统所产生的费用。

对诺拉来说，在NHS体系下，由于她已经60多岁了，按照规定，所有的药品都是免费的，对于那些60岁以下的人，英格兰国家医疗服务中心目前收取9英镑的费用。

在美国，虽然南希的保险计划是所谓的“完全覆盖”，但她仍要自行支付保险公司40%的保险费——每年3500美元。其他费用则由一个复杂且不透明的方案来支付，该方案需经过她的医疗服务提供者和保险公司通过谈判达成。

在美国的医疗制度下，南希需负责整理所有付款。一些程序和医生咨询项目是可以被医保覆盖的，但其他的服务费用则需按不同百分比支付。在少数情况下，南希要全额自费个别的医疗服务。

不过从理论上讲，根据“年度自付最高扣除额”规定，南希自费部分最多不会超过5000美元。由于她将诊断和治疗延长了两年，南希应该支付不超过1万美元的保险覆盖之外的费用。然而实际上她最终花费了1.4万多美元，甚至超过其保险公司所承担的数额。

南希发现，即使她获得了全部的保险保护，仍要处理不断更新的账单，跟医生沟通，与保险公司协商，来自这些方面的压力越来越大。

压力还在于，一些保险公司坚持要求南希先支付保费，然后再把账单交给保险公司报销。虽然她的肿瘤医生把她介绍给了她的外科医生，但前者拒绝与保险公司打交道。

工作单位给她的乳房肿瘤切除术报价“在7000美元到10000美元之间”，当她表示担心负担不起这些费用时，办公室秘书向她保证最后的账单“可能会少一些”。在打了许多电话，并从保险公司得到了强制性的“预先批准”后，南希终于以门诊病人的身份接受了手术。

手术结束后，外科医生“与她一起结账”，最终只收取她6900美元。她的保险公司支付了3900美元，剩下的3000美元由她自己支付。

同时，账单与付款问题贯穿整个治疗过程。在几周的等待时间里，南希想等等看保险公司是否将支付4600美元的肿瘤检测费，该检测是接受化疗所强制要求的。

但她需要提交“病人援助”申请表到一所位于加州的实验室。提交材料还包括一份私人财物问卷，以验证她具有申请资质。她最终获得了资助，保险公司支付了这次检测。

由于医保公司只部分支付大多数的医疗账单，南希不得不弄清医保公司支付了哪些，自己需要支付哪些，以及自费的又有哪些包含在“自付年度最高限额”中。在有些项目中，所有自费适用于“最高限额”，但在另一些医疗项目中，只有80%或更少的比例适用于“最高限额”。她对此感到疑惑。

另外，如果在一家医院做手术，但却在另一家医院做放射治疗，就要同时处理两家医院的账单问题，这不免会出现失误增多的情况。例如，在放射治疗进行到一半时，南希收到了来自第二个医院的一份近4万美元的账单，因为他们的账单部门错误地提交了她的保险信息，因此单方面认为南希没有医保。尽管最后这件事圆满解决，但南希因此担心了好几个星期。

诺拉：医疗体系是权利不是特权

诺拉指出，在所有癌症患者思考的生死问题清单上，还有其他必须考虑的事情——家庭、工作与未来。诺拉在文章中指出，尽管许多美国保险公司和政界人士大声宣称NHS等国民保险体系“不起作用”，但事实远非如此。

“NHS确实有许多缺陷，其本身压力也很大。但是在英国，获得医疗服务被视为一种权利，而不是一种特权。”她指出，一个例子就是，6460万英国居民在分娩时都享受免费的医疗护理。

英国人换工作时并不担心失去医疗保险，但对数百万美国人来说，医疗保险是由雇主提供的。诺拉指出，如果美国人，他们的伴侣，或者孩子由于癌症、糖尿病、自闭症需要照顾时，只有当他们留在现在的工作岗位上时，才能享有医疗保险。

另一个担忧是，在美国即使对于那些享有优质保险的人，大多数医疗机构也只接受一些特定的保险项目。诺拉指出，患者因此需要货比三家，通常要费好大劲儿才能寻到愿意接受保险项目的。

她在文中写道：“在美国，即便是像南希这样享有优质保险的人，仍在这种亟须改善的制度下不断挣扎。而那些负担不起健康保险的人只好不去或延迟治疗，有时会造成生命危险。保险公司可以决定他们选择投保什么，即便是像南希这样由保险全部覆盖的人，保险公司也有权决定选择投保什么，医保公司与医生和医院协商，确定他们及病人各自将支付的医疗费用的百分比。”

她指出，在英国，由所有公民通过税收支付的全民医疗体系提供了一个全面的安全网。而美国选择了一个由私人保险和政府补贴的复杂组合，且通常由私人公司管理，结果并非只是一个人是否有保险。即使那些有优质医保的人，也要花费大量时间、精力，苦苦挣扎在一个迷宫般的、无情的营利体系中。

新冠肺炎疫情更是让英国公众看到了NHS的努力和存在。诺拉在接受第一财经的采访中指出，NHS的历次改革使得其有能力来应对这次的卫生健康危机。在军队的协同下，NHS得以更有效地组织医疗活动、分配物资，从而处理不同的患者。她说，“同时，在这次疫情中，人们对NHS的态度发生了转变，从之前的忽略到现在在自家门口对NHS的工作人员致敬，人们开始关注医护人员的工作与努力。”

“说实话，虽然我不是运动迷，但一般英国只有在重大体育赛事才会有这种人群欢呼的场景。”诺拉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而现在，人们在对NHS表示感谢，这是一种进步，人们重新思考自身及社会的优先事务。”

（实习记者胡天姣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