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观察|上市入口打开，市场化退市要跟上

A股市场上市包容性前所未有。伴随创业板注册制改革正式启动，标志着中国资本市场基础制度改革，从增量走向存量，注册制逐步推向全市场。

与此同时，红筹企业境内上市门槛下调，新三板精选层开始运行，再加上开板即将满一年的科创板，上市路径更加多元——不仅急需资本支持的科创企业可以上市，亏损企业、特殊股权企业、红筹企业等特殊类型企业的上市需求，也可以在境内资本市场得到满足。

注册制以信息披露为核心，旨在形成市场化价格发现机制，推动资源优化配置，各类主体归位尽责，上市公司优胜劣汰。只有让不符合条件的上市公司退出市场，才能够真正提升上市公司整体质量，减少供需错配带来的资源浪费。

上市难、退市难，一直是境内证券市场面临的两大难题。1993年《公司法》确立了我国上市公司退市制度，2005年《证券法》修改，将退市决定权从证监会转交给证券交易所后。新股发行注册制改革启动以来，退市制度也一直在迭代改革。

2014年《国务院关于进一步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发布，要求提高市场竞争能力，惩戒重大违法，实现优胜劣汰，引导理性投资文化。

随后，证监会起草了《关于改革完善并严格实施上市公司退市制度的若干意见》（下称《退市意见》），启动退市制度改革。

《退市意见》从顶层设计的角度，对退市制度作了系统而集中的规范，特别是针对退市较为突出、市场较为关注的现实问题，在既有法律制度框架下，作了明确和细化的规定。

至2014年8月《退市意见》征求意见稿公布时，境内证券市场累计退市公司，仅有78家，每年退市率都不足1%。

而一个可以对照的数据是，1995年至2012年，纽交所3052家公司退市，纳斯达克7975家公司退市。2003年至2007年，纽交所年均退市率6%，纳斯达克年均退市率8%。

2018年，长生生物假疫苗事件震惊全国，其行为危害公众健康安全，情节恶劣，严重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事件爆发后，对于该公司是否会被逐出资本市场，各方都高度关注。

很快，证监会宣布修改《退市意见》，三大修改全部围绕重大违法退市。一是完善重大违法强制退市的主要情形；二是强化证券交易所的退市制度实施主体责任；三是落实因重大违法强制退市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等主体的相关责任。

经过前几轮改革，上市公司退市数量并未有明显增加，退市依然很难。比如2019年两大财务造假公司，康美药业和康得新，涉及投资者几十万，退市争议不断。

不过，随着科创板设立、创业板启动改革，与上市规则相匹配，新一轮退市制度改革正在进行。

今年3月新证券法实施，授权交易所对退市情形做具体规定。4月27日，深交所发布《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征求意见，借鉴科创板制度经验，在退市程序、标准及风险警示机制等方面进行了优化安排。

例如，简化了退市程序，取消暂停上市和恢复上市；完善了退市标准，取消单一连续亏损退市指标，引入“扣非净利润为负且营业收入低于一个亿”的组合类财务退市指标，新增市值退市指标；设置了退市风险警示暨*ST制度，强化风险揭示。

退市标准完善后，业内预计创业板退市率将大幅提高，壳公司占用资金有望被解放出来，参与更有效率的配置。

不过，规则的完善只是工作的一半，另一半还要看执行层面能否顺利推进。与上市总是皆大欢喜不同，退市则并不受到欢迎——毕竟某个公司的退市，往往意味着该公司股东及相关方面要承担利益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