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肯格林：新冠肺炎危机的人力资本代价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告诉我们，一旦新冠病毒得到遏制，可以安全地重返工作岗位，经济将会“再次伟大”。他说得对吗？

认为他对至少有一个理由。毕竟，与飓风或地震不同，疫情并未损及物质资本存量。因此，特朗普及其顾问认为，我们可以从中断的地方重新开始。经济虽然暂停了一段时间，但产出将迅速恢复到危机前的水平，而且增长将会像以前一样。

我们甚至被告知，经济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强大。因为推迟购车计划的人将会购车，暂停扩张计划的公司将双倍追加投资额，在春季无法比赛的棒球队会安排在秋季连赛两场。

不幸的是，现实将不会兑现特朗普描述的乐观景象。刚刚意识到缺乏财务储备无法应对意外情况的家庭将增加他们的预防性储蓄，并继续推迟购买新车的计划。公司不会扩大产能，除非他们确信病毒不会复发。因为发展中经济体疫情暴发和结束危机的时间晚于美国，很有可能将持续出口疲软的状况。

好消息是，公共支出可以替代损失的私人支出。尽管赤字惊人的庞大，但因为利率已跌到谷底，美国还是拥有一定财政空间的。鉴于预防性储蓄升高和投资疲软现象将持续存在，重要的是认识到，美国会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需要财政刺激计划。我们必须抵制像美国和欧洲2010年那样过早关闭财政龙头的举措。

但危机造成的供给侧损失很难轻易修复。不可避免的是，供应链将会以某种方式重组，从而导致生产成本增加。即使被迫增加成本，公司也会选择在离家较近的地方生产，不管因为意识到依赖远距离经营有风险，还是响应实现国内基本商品供应自给自足的政治论调。对企业而言，增强安全性和确定性意味着增加成本或降低生产率，而这将转化为面向消费者的更高价格。

但相比对劳动力造成的影响，这个问题微不足道。经济低迷期失业的工人可能会永久受伤。他们与雇主形成持久雇佣关系的能力减弱，因此有可能再次遭受失业的影响。他们的薪酬将会逐步降低，不仅是在危机发生后不久，而且可能持续几十年，甚至贯穿他们的整个职业生涯。这些工人受损的生产率反映在他们较低的薪酬。

换言之，尽管疫情流行并未破坏实物资本，但人力资本受损的风险却非常大。在美国失业率即将达到25%甚至更高之际，这个问题非常严重。

失业对人力资本造成负面影响的历史证据非常多。我伯克利分校的同事杰西·罗斯斯坦记录了大萧条后失业对人力资本影响的普遍状况。我的导师尼克·克拉夫斯现任职于华威大学，也分析了大萧条时期他们的状况。

即使劳动者的技能应用更加广泛，找到另一家匹配的合适雇主也是需要时间的。相比欧洲国家，美国更有可能浪费人力资本，因为欧洲各国政府正在推行维护雇主和雇员关系的雄心勃勃的政策。

失业和困难也可能导致雇员士气低落、情绪沮丧和其他心理创伤，从而导致其个体生产率降低、对雇主的吸引力下降。我们在上世纪30年代目睹过这种状况，这不仅表现在劳动市场参与率下降，还表现在自杀率上升和结婚率下降。在这个问题上，美国尤其令人担心，因为这里的安全网相对有限，本来就有阿片类药物危机以及“出于绝望的死亡”。

如果反复、长时间失业，上述许多负面后果都是极为普遍的现象。但如果此次下滑剧烈而短促，我们就可以期待人力资本的损失、由此对经济生产能力造成的损害和随之而来的痛苦和灾难等，都有一定的限度。而经济衰退的持续时间将首先取决于我们能否成功遏制冠状病毒，这种成功又取决于我们的社会凝聚力和领导质量。对美国人而言，得出这样的结论并不令人满怀希望。

（作者系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经济学教授。版权：辛迪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