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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WTO总干事会是欧洲籍么?欧盟贸易高官透露这条不成文规矩

第一财经 2020-05-29 19:00:05

作者:高雅    责编:冯迪凡

在WTO总干事甄选问题上,魏安德表示,下一任总干事需要的不是技术官僚、谈判者或外交官,而是能够应对所有挑战的部长级人物,一位具有政治头脑的部长级人物。

在新冠病毒疫情席卷全球之后,因各地区贸易紧张局势加深而出现萧条趋势的世界贸易或将进一步陷入困境。

当地时间28日,欧盟委员会贸易司总司长魏安德(Sabine Weyand)在欧洲国际政治经济中心(ECIPE)举办的“后疫情时代的欧盟贸易政策”研讨会上称,新冠肺炎疫情的打击使得贸易政策受到了挑战,而未来世界将出现三大新趋势: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增加、全球主要经济体贸易紧张关系的加剧以及多边机制功能的弱化。

在世贸组织(WTO)总干事甄选问题上,魏安德表示,下一任总干事需要的不是技术官僚、谈判者或外交官,而是能够应对所有挑战的部长级人物,一位具有政治头脑的部长级人物。同时,发达国家现在有机会在这个职位上放手一搏,不过说任何名字还为时过早。

魏安德:下任WTO总干事应具有政治头脑

近日,WTO总干事阿泽维多宣布将于今年8月31日正式离任,提前一年结束任期。WTO作为世界上唯一的处理国与国之间贸易规则的国际组织,其“掌舵人”在维护多边主义以及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中也发挥着重大作用。

下一任总干事需要满足什么样的条件?“世贸组织面临着合法性和效率的双重危机。这意味着下任总干事的任务很艰巨。” 魏安德认为,“人们似乎正在形成一种新的认识,那就是,下一任总干事需要的不是技术官僚、谈判者或外交官,而是能够应对所有挑战的部长级人物,一位具有政治头脑的部长级人物。

欧洲商业联合会副总干事桑托斯(Luisa Santos)称:“许多商业组织都是由成员驱动的,当前WTO的瘫痪在我看来一部分是因为秘书处基本上只承担了一种传话筒的职能,因此将很难推动这个组织向前发展。我并不是说未来总干事应该决定国家应该如何谈判,但他或者她应该有发挥更加积极和主动的作用。但在过去,从某些方面来说,我们看到的并不是很积极主动的角色。”

ECIPE贸易领域的高级研究员布莱恩(Elena Bryan)则指出,我们必须先明确WTO是一个怎样的国际组织。“这到底是设置了秘书处的国际治理组织,还是一种强制性的契约?在美国看来,WTO一直是后者,因此秘书处必须要以成员为主导,而不是指手画脚地告诉大家如何相互谈判。以往总干事的选拔总是艰难、漫长以及充满政治博弈的,但现在我们没有时间再这样做了,WTO成员方必须短期内得出结果。”

接下来会是一位欧洲籍的总干事吗?魏安德称:“我们只能进行试探。我们必须看看谁才是最好的候选人,能在组织上达成共识,现在说还为时过早。但有考虑到一个不成文的规则是总干事总是在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交替产生。”

因此,“这将意味着发达国家现在有机会在这个职位上放手一搏。但是我们现在还处于探索性的阶段,现在说任何名字都还为时过早。”魏安德称。

世界三大新趋势

魏安德认为,贸易对欧盟至关重要,3600万个工作岗位由出口贸易直接支持,而且未来85%的增长会在欧盟外的国家和地区发生,欧盟必须通过贸易利用这一增长空间。但随着新冠病毒疫情带来的挑战,未来会出现三大新趋势。

第一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增加。魏安德称:“在危机最严峻的时期,政府干预是确保公民得到基本服务和商品供应的正常行为。财政刺激可以让我们摆脱困境,让企业稳定就业,这也是可以理解的。但如果不对这些非常规的措施进行协调的话,全世界人们倾向于保护自己和不公平竞争的行为就会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

第二是全球主要经济体之间的紧张关系出现了新方向,第三是多边机构在不断弱化。魏安德认为,这三者都可能导致保护主义的政策,并把经济衰退转变成大萧条。

为了避免重蹈覆辙,在后疫情时代,各国首先要恢复对多边贸易体系的信任。魏安德称:“在短期内,这意味着我们必须赋予世贸组织(WTO)权力,让其监督目前在全球范围内采取的措施。我们还需要在贸易和卫生方面采取主动行动,以表明WTO能够为应对新冠疫情大流行期间的挑战做出贡献。从中期来看,我们必须加强保障公平竞争环境的体制,如改革工业和农业的补贴等。我们还需要对争端解决机制进行结构性改革,现在我们有一个速效、短期的多方临时安排,争取让WTO的所有成员都参与进来。”

此外,魏安德呼吁欧盟必须通过“开放性的战略自主”加强欧盟经济的韧性,这体现为加强对外国直接投资的监管,以及采取措施解决外国补贴对欧盟市场的扭曲效应。

但魏安德强调,韧性并不是指自给自足。“没错,供应链需要被重新评估,这是企业的头号任务。我们需要将供应链的组织工作从单纯考虑成本效益转变为风险管理。换句话说,要从’即时’转向’防备’。但是如果每个人都进行企业回流,那大家都会变得更穷迫,届时费力又不讨好。这是我们需要避免的。”

魏安德指出,疫情期间个人防护用品如手套和口罩的短缺,并不能被拿来用做佐证企业回流的论据。“当你在新冠疫情大流行期间面对需求猛增50倍的时候,唯一能做的就是在全球范围内合作,提高产量来应对这种需求的增加,因为没有人能自产自足。出口限制只会减少每个人的供应量并拉升价格。” 她说,“我们现在没有足够的供应,并不是全球化或供应链的失败,而是政府和公共机构在建立战略储备方面的失败。”

魏安德认为,危机中暴露的问题是大多数企业或国家只依赖单一的供应来源,无论这一供应源在境内还是境外,都是有风险的。未来可能会有一些生产回到欧盟或周边地区,劳动密集型的产业可能会在欧洲东部、南部以及非洲地区进行供应链的多样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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