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梨园戏剧作家王仁杰先生去世,落寞中终结的“返本开新”

第一财经 2020-06-02 17:26:31

作者:郭玉洁    责编:李刚

戏曲界长期背负了“传统”、“落后”的包袱,“创新”的焦虑挥之不去,王仁杰却说,要“返本开新”,要先了解传统,才能谈得到创新。

戏曲是美的,许多宣传片这样告诉我们。好像戏曲是博物馆里的展品,已经死去,或即将死去。但是,如果你看到精彩的戏曲演出,会强烈地感受到,戏曲不仅是美的,而且是活的。

这就是我第一次看到梨园戏时的感受。那是2017年在上海演出的《朱买臣》,这是一部整理出的老戏,讲朱买臣休妻的故事。原本我以为是宣传妇德的腐朽老套——纵使我热爱戏曲,也无法否认戏曲中确有许多糟粕。没想到,它趣味横生,对每个人都充满了理解之同情,尤其是曾静萍饰演的朱买臣之妻赵小娘,非常市井气,势利又可爱,充满了光彩。

之后,我对梨园戏非常好奇,又去看了《节妇吟》《董生与李氏》。这是梨园戏的两部名作,编剧是王仁杰。越看越感到惊讶,剧作的结构、机关、人物的层次都处理得非常好,成熟巧妙,不下于任何名剧。

那时我再次感受到了历史的不公正。当我们感叹,曹禺之后,中国再无杰出的剧作家,其实是我们把戏曲打入了另册,所以,即使是王仁杰这样出色的剧作家,也无法在戏曲界之外得到广泛认可。

2018年11月,王仁杰随福建省梨园戏实验剧团来上海演出,我去采访了他。

王仁杰是典型的闽南人长相,口音也很浓重,坐在窗边不停地抽烟,不停地泡茶——作为泉州人,出外一定要自带茶具和茶叶。

5月29日,著名剧作家王仁杰因病去世,享年78岁。  图/福建省梨园戏传承中心

梨园戏来自泉州。它很古老,是宋元南戏的遗留,而昆曲也只是明代中后期的发明。因此梨园戏常被标举为戏曲的“活化石”,但我觉得,梨园戏令人耳目一新,受到很多观众的喜爱,不在于古老,更在于新。《节妇吟》《董生与李氏》就是如此。

当我讲出这个想法时,王仁杰却强调说,这都是他向传统梨园戏学习的结果。1950年代末,读高中的他偶入戏院,看到了梨园戏《吕蒙正》,从此入“坑”。每天跑去看戏,很多戏文都会背,练就了写戏的童子功。他说,传统戏就是这么幽默、丰富,他的很多技巧,都是向传统戏学来的。

这大概会令很多人意外,戏曲界长期背负了“传统”、“落后”的包袱,“创新”的焦虑挥之不去,王仁杰却说,要“返本开新”,要先了解传统,才能谈得到创新。

这之后,我也一发不可收,2019年2月,跑去泉州看梨园戏剧团的元宵演出。每年元宵,是梨园戏的演出季,很多戏迷都会从全国各地赶来。

福建省梨园戏实验剧团的旧址,曾经是宋朝管理皇族宗室事务的“南外宗正司”。  图/王仁杰微博

演出前,王仁杰招待大家喝茶,又请大家吃饭。他带我们去餐馆,独自走在车道上,非常不遵守交通规则。由于中过风,从背影看,一条腿还不太灵便。走着走着,转身就穿马路,也不管路上的车。到了地方,看见门就推——那扇门堵了一半,并不常用,而正门就在前面。包间里,玻璃转盘上放满了菜,泉州的名菜,醋肉、炒鱿鱼、醋炖鲤鱼……他一边抽烟,一边劝大家,吃啊,你们怎么不吃。自己却不吃。劝了半天,他突然说,还是苍蝇馆子最好吃!

第二天,王仁杰又请大家到剧院的天台上聊戏。

几次见面,王仁杰全无架子,是一个可爱的老人,也很有传统文人的潇洒风度,慷慨任性、不拘小节。他嬉笑怒骂,绝无文人、知识分子的自恋自夸,朋友圈里除了美食、笑话,就是对戏曲、中华民族的忧心忡忡。

泉州人称“戏窝子”,戏曲种类很多,放眼全国,戏种又不知多少,梨园戏自1980年代以来独树一帜,人称“四个一”,一个编剧王仁杰,一个演员曾静萍,一个评论家王评章,撑起了一个剧种。历史的偶然性在这里作用。地处边缘,他们获得相对的自由空间,又在使命感和危机感的驱使下,不停地创造、进取。

多年来,梨园戏吸引了一批忠实的戏迷。不只是王仁杰,整个梨园戏剧团都非常珍惜戏迷,很多演员、工作人员都和戏迷成了朋友。这是泉州人的豪爽好客,大概也正是梨园戏的使命感和危机感的表现。这又不能不说,是王仁杰作为梨园戏灵魂人物之一的影响。

由王仁杰编剧的梨园戏名作《董生与李氏》获得首届曹禺戏剧文学奖。  视觉中国图

王仁杰的创作高峰在1980-1990年代,代表作公认为《节妇吟》《董生与李氏》。这两部戏充分表现了戏曲的生命力和活力,正如前面所说,戏曲是“活”的:一方面,人物和情感非常鲜活、丰富,这是传统戏曲的特性,由于要面对观众、面对市场,所以特别注重打动人心;另一方面,则是指戏曲发生以来,不断地创新变化,直到1990年代,一直不停歇地与时代对话。

《节妇吟》《董生与李氏》以女性的欲望为中心,是非常具有时代性的主题。尤其是《董生与李氏》,被称为几乎无可挑剔之作。它讲的是彭员外临死前委托邻居——迂夫子董四畏暗中监视自己年轻貌美的妻子,不许她移情改嫁。董四畏忠于所托,日里窥视,夜里也趴在墙头,逐渐爱上寡妇,两人好和,“进来容易出去难,闺房变成白虎堂”。就是这样一个理与欲斗争的故事。

王仁杰的剧作有一种散文式的风格,是戏曲界的沈从文、汪曾祺一路。他推崇含蓄、留白的美学,不追求强烈的戏剧冲突,不树立极端的人物,而是注重细微的内心变化,对每个角色都充满善意、温润的理解。这样的剧本,也给演员、导演留下了很大的空间。

王仁杰还有一部戏,叫做《枫林晚》,和《节妇吟》《董生与李氏》一样,女主人公也是寡妇。王仁杰因此被戏称为“三寡作家”。采访讲到这里时,他鼻子里哼了一声,似乎并不觉得高兴。

王仁杰写腻了才子佳人戏,想到了一个战国人物,陈仲子。这是一个齐国的贵族文人,关于他的记载并不详细,但是孟子、荀子、韩非子都曾提到过他。明代又有关于陈仲子的小说,增加了许多细节。王仁杰把这些小故事,像穿冰糖葫芦一样串起来,写了梨园戏《陈仲子》。

这出戏不像传统戏一样富于戏剧性,在他一贯的散文风格上更趋散淡、含蓄。也不像此前的剧作,欲望作为重要的驱动力,《陈仲子》贯穿始终的,是对道德的追求。

陈仲子是一个很讲究道德、“贞廉”的士人,这使他觉得生活非常苦恼,因为他是世袭贵族,吃住都要仰赖祖产和做高官的大哥,这显然都是不义之财。他忍受不了现实和理想的分裂,带着妻子诀别家人,躲到山里隐居起来,做草鞋、纺麻,过起了自食其力的生活。

但是在一个乱世,想要独善其身、使生活完全符合自己的道德标准是很困难的,所以陈仲子越来越激进,越来越弃绝人世,最后走向荒诞。

1990年,《陈仲子》上演。却没有获得王仁杰期待的评价。多年后,王仁杰谈起演后的那个晚上,一个学者朋友打来电话,说中央戏剧学院的祝肇年教授讲《陈仲子》,说这个戏是世界级的,可以到海外去演。第二年,祝肇年就去世了。关于《陈仲子》,这是王仁杰的唯一知音。从那之后,《陈仲子》再也没演过,直到2018年。

2018年11月,《陈仲子》在上海上演。仍然没有获得期待中的好评。在泉州、上海见面时,王仁杰提起《陈仲子》的观众反应,仍有片刻黯然。

我无法忘记演出结束后,朋友愤怒地质问:他(陈仲子)要隐居,去过苦日子,自己去就好了,干吗要拉上他的老婆?我理解朋友的质问,却也十分理解作为创作者的王仁杰。生活在战国的陈仲子,正如孟子、荀子、韩非子等一样,代表了中国文人的不同选择。在一个战争、权谋的时代,人应该怎么办?文明应该怎么办?诸子提倡与践行的哲学,就活在后世两千年的中国人身上。陈仲子选择不同流合污,不作恶,选择自食其力,利他而全不利我,选择避世而生,也许就是王仁杰面对世事变迁、浊世滔滔的一种心境,也是中国文人的道路选择之一。只是世界已经变了太多。晚清、五四以来,在现代化的冲击下,知识分子如何选择、文明如何选择,是数代创作者都讲不好的中国故事,不独一出剧如此。这个巨大的难题,就横在《陈仲子》中,也横在《陈仲子》和当代观众之间。

在长期的沉寂中,王仁杰写下了一组诗《读旧稿〈陈仲子〉》,其中两句是:叹息相逢皆乱世,依然身后悖时宜。正是内心深处的寂寞写照。

落寞的还有戏曲的处境。采访中,王仁杰讲到2014年,《董生与李氏》受邀到欧洲演出,巴黎的演出结束后,庆功酒会上,法国导演索梅尔端着一杯酒,走到主演曾静萍面前,双膝跪下。在旁边的王仁杰深受震撼。索梅尔对曾静萍说,戏曲的程式化表演,对演员来说,其实意味着更高层次的自由。

戏曲如此独特,如此丰富,却又处于如此深重的危机之中,想要沟通过去与未来,想要讲清楚时代的选择,可谓难上加难。

这种种困惑,都仍然需要不同领域的创作者漫长、孤独、不懈的努力,也需要对前人、对传统的承继和学习,才有可能写出自己的答案,正如王仁杰所说的“返本开新”。

梨园戏仍在发展和创造之中,疫情也还没有完全过去,今年泉州的元宵演出已经取消,6月的演出还未开始,却传来了王仁杰先生去世的噩耗。对我、对很多人来说,不仅是失去了一位杰出的剧作家,也是失去了一位慷慨、可爱的长者,在时代中同感寂寞、不合时宜的创作同行。

谨以此文,纪念王仁杰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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