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成长：从“四普数据”寻找中国经济新增长点

从长期视角看，中国经济发展的核心难题依然是内生动力不足、下行压力加大的问题。近期公布的我国五年一度的第四次经济普查数据（下称“四普数据”），以足够长的时间跨度，以及全面、客观和权威的数据，不仅充分展示了从2013年到2018年我国经济发展取得的一系列成就和结构变化，也反映出了经济结构变化中存在着一系列值得关注的问题，对我们寻找中国经济持续下行的真正原因很有启发性。

从“四普数据”看，从2013年底到2018年底，我国二、三产业各项主要指标增速呈现出典型的梯级分布特点：企业数量增长率（126.24%)>企业资产增长率(100.16%)>营业收入增长率（63.67%）>从业人员增长率（7.6%），呈现出典型的“两快两慢”特征。“两快”指二、三产业的企业数量和企业资产规模均翻倍，“两慢”是指二、三产业的营业收入和从业人员数量增长缓慢。其中，2018年工业企业营业收入甚至比2013年下降1.58%，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比2013年下降2.97%，二产就业人数减少了2005万。尽管二、三产业数据序列存在明显差异，但是统计数据呈梯级分布的基本特征相同。

通过对“四普数据”的系统分析，结合其他相关数据，基本表明：除了外部环境外，我国经济下行压力主要来源于六个方面，改革和发展政策也需要从这六个方面着手。

一、内需增长缓慢，制约着二、三产业收入增长空间和速度。政府能否寻找到撬动国内消费市场的杠杆是保持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关键。

从“四普数据”看，如果以GDP累计增长率为中轴，企业数量和企业资产规模增长速度都远快于GDP，企业收入、利润和从业人员增长速度都远慢于GDP。2018年第三产业收入规模达到150万亿元，增速似乎略快于经济增长率。

二、三产业收入增长速度取决于市场需求增长速度，包括市场最终需求和企业之间因投入产出关系形成的中间需求。简单加总，我国二、三产业总收入接近280万亿元，其中约100万亿元为最终需求，180万亿元为中间需求。从总需求来说，我国二、三产业对境外市场的依赖度为10%左右，其中服务业5%左右，制造业20%左右。可以说二、三产业发展主要依靠内需。制造业对外需依赖度要大一些，且行业之间差别很大，部分行业和产品对外依赖度特别高。

国内需求市场增速缓慢，是解释二、三产业收入增长缓慢的主要因素，其中制造业受国内需求影响更为明显。撇开商业和零售业收入后，二、三产业总收入累计增长率慢于同时期GDP累计增长率，说明我国二、三产业收入中的附加值都在稳步提高，增值率在稳步上升，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收入增长缓慢对GDP的负面影响。

国内需求下降的第一原因是政府创造投资需求的能力和效应出现了急剧下降，或者说由于过去政府过分催生了国内投资需求，导致投资需求过早过快释放，现在出现了投资需求极度衰减的现象。中国特有的经济体制，使得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不仅成为基础设施投资的主体，而且通过土地制度、基础设施配套、城市规划和差异性产业政策，持续推动着城市建设、基础设施、房地产和工业投资需求高效释放，已经持续释放了三十多年。现在这种机制和动力已经明显衰减。投资需求持续下降导致工业领域中能源资源采掘加工业、大部分装备制造业和建筑业，出现了明显需求不足，收入增长缓慢。

国内消费需求增速也在逐步放缓。消费放缓跟居民收入放缓之间并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制约城镇居民消费支出的主要因素是买房债务持续上升和部分富裕阶层消费倾向持续下降。制约农村和农民工阶层消费支出的主要因素是收入不稳和社会保障不完善。

我国社会保障体系呈现典型的“马太效应”。收入越高越稳定的城镇职工和机关事业单位，社会保障越好；收入越低越不稳定的农村居民、农民工和个体工商户，社会保障越不健全。这就形成了高收入阶层消费倾向低，有了好的社会保障，更加用不着自己掏钱消费；低收入阶层消费倾向高，缺乏完善社会保障又抑制了他们的当期消费。这是构成我国消费市场持续走低的重要原因之一。

各级政府要从过去主要靠投资来发展经济的路径依赖中走出来，学会通过促消费、促服务来发展经济。中国消费市场不会自发保持较高速度增长。中国传统文化的力量十分有利于高储蓄高投资的发展模式，十分不利于消费和服务主导型发展模式。如果我们像西方国家那样，任由市场自主运行，国内消费市场只会越走越慢。在撬动投资上，各级政府都找到了杠杆和支点，只是撬动力量使用过了头，导致投资需求过早衰退。

对如何撬动消费和服务，我们现在仍然很茫然，政策出了不少，都很难发挥作用。要改变主要靠扩大公共服务来引领消费的政策思路，大力度改革收支挂钩的社会保险发展思想，政府主导的社会保险不是商业保险，不能简单采取多交多享受的指导思想，更何况不是个人在交，而是单位在交。要重在保基础、广覆盖。要逐步矫正社保资源配置极度不均衡状态，大幅度向低收入阶层倾斜。中央财政应主要用于补充城镇职工之外的其他社会阶层保障支出缺口。要打破社会阶层固化，促进社会阶层流动，逐步提高全社会消费率。

二、要改变企业资产规模增长过快，投资回报率逐级下降的趋势，加快对虚胖的企业资产进行消肿，引领社会资金投资实体经济。

“四普数据”表明，即使撇开金融资产，我国二、三产业实体经济总资产也高达590万亿元。企业资产规模增长速度太快，收入增长缓慢，利润几乎不增长，造成企业总资产和净资产收益率逐级下降，实体经济总资产回报率越来越低。如2018年工业企业资产规模总计113.44万亿元，主营业收入102.22万亿元，利润率仅6.49%，比2013年的6.58%还降低了0.09个百分点；总资产回报率为5.85%，比2013年的7.85%，降低了2个百分点。

当企业资产投资回报率低于正常水平时，就会严重影响社会资金投资实体经济的信心。这也是近年来，我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努力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大力度减税降费，鼓励实体经济进行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投资，但是工业投资增长速度始终十分低迷的主要根源。当实体经济投资回报率甚至低于正常金融投资收益率，或者企业资产收益率甚至低于债务利息率的时候，就会导致资金从实体经济领域流向金融投资领域，造成所谓资金在金融市场上的“空转”现象。

我国作为经济增长率一直处于大国前列的经济体，为什么实体经济投资收益率相对比较低，甚至低于正常水平，主要原因是企业资产规模增长太快，绝对量太大。正常情况下，欧美企业资产总规模约为GDP的2.5~3倍，我国二、三产业去掉金融资产后的资产规模仍然达到GDP的近六倍。这里面可能存在统计口径上的不同，特别是第三产业中房地产行业和租赁行业的资产跟其他行业的资产在性质上存在差异，不能简单加总。但是即使考虑到这些区别，我国企业资产规模过于庞大仍然是显著特点。

我国企业利润占GDP的比重为15%左右，跟发达国家相比，企业利润占经济总量比重偏高。但是拿庞大的资产规模作分母除下来，总资产收益率必然是越来越低。其他相关的统计数据也能说明这一点。例如，在全球500强中，中国企业上榜数量已经超过了美国，但是撇开金融企业，中国进入500强企业的总资产和净资产收益率都要远低于美国等发达国家水平。

总资产和净资产收益率是投资的总指挥棒。当资产收益率远低于正常水平，甚至低于金融投资平均收益率（平均利息）的时候，民间投资热情就会下降。一系列减税降费政策只能让民营企业减轻负担，不能全面激发民营企业的投资热情。

因此，必须对二、三产业的资产进行全面消肿，借以提高投资收益率。

一要加大对僵尸企业以及国有企业不良资产的处置速度，压缩资产泡沫。

二要优化财务制度，改变折旧方法，根据技术替代情况加速折旧。

三要完善国有资产考核制度，将总资产和净资产收益率作为最重要考核指标。

四要完善股权融资制度，改变股权融资没有成本的错误观念，防止企业盲目股权融资，扩张资本。

五要引导行业组织和政府相关机构，不要简单以资产规模和行业收入来给企业排序，引导企业更加注重提高资产收益率。

三、劳动力宏观流向严重失衡，劳动力要素宏观配置效率亟待提高。

认为中国经济下行的主要根源是劳动力红利消失的观点在社会上颇有影响力。从“四普数据”看，的确我国劳动力总规模基本上不再增加，恒定在7.7亿人左右，潜在劳动力甚至有效下降。但是另一面，就业压力又在不断增加，每年城镇新增劳动力稳定在1300万左右，稳定就业甚至成了头号调控目标。

从“四普数据”看，我国劳动力流向呈现出从制造业流向服务业、从单位法人机构流向个体户的基本趋势。2018年末，二、三产从业人员比2013年末增长7.6%，但是二产从业人员减少2005万，下降10.4%，三产从业人员增加4726.2万，增长28.9%；个体经营户从业人员增长5918万人。个体经营户从3000万家，增长到近6000万家，从业人员约1.5亿人，成了吸纳劳动力最重要的领域。

批发和零售业增加值占经济总量约10%，吸纳了近1亿从业人员，其中法人单位约4000万人，个体户工商户约6000万人，几乎相当于整个制造业吸纳的劳动力数量。金融业从业人员从2013年的530万人增长到2018年的1800万人，其中增加了好几百万保险销售人员。从制造业流向服务业，从法人单位流向个体经营户，商业、物流快递和金融销售等领域成了吸纳劳动力的大户。

我国劳动力宏观流向非常值得重视，很多行业和领域，吸纳劳动力五年翻番，但是在经济中占比并没有明显提升，足见这些领域的劳动生产率是在下降的。我国劳动力从劳动生产率较高领域流向了劳动生产率较低的领域，已经是普遍现象，劳动力要素资源的宏观配置存在结构性扭曲，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整个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成了经济下行的重要原因。

随着社会网络化、扁平化、自治化和产业的跨界融合，人们的就业观念和方式正在发生变化，自由职业者占比越来越高，宅经济正在快速发展，居家办公成流行趋势，一身多职成为常态，这些都要求我们重新审视中国就业结构的变化趋势。至于盛行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所谓人口红利概念，早已经是一个过时的概念，拿它作为划分中国经济发展阶段的核心概念会产生严重误导。中国劳动力资源的巨大红利主要蕴藏在劳动力素质提高、结构优化和劳动力资源市场化配置的体制机制完善中。

四、科创产业对经济增长带动力有待提高，科技创新和传统产业融合度不够。对传统产业歧视性政策急需纠正。

党的十八大以来，各级政府无不重视科技创新，科创扶持政策、科创孵化平台和高科技产业园区，成了各地政府竞相展示发展优势的表演舞台。但是从“四普数据”来看，五年来我国规模以上高新技术企业家数占规模以上制造业的比重为9.5%，仅比2013年的7.8%提高1.7个百分点；产值占比从9%左右上升到12%左右，占比上升都很缓慢。这说明，除了少部分地区外，如果各地政府单纯依靠高新技术产业来带动经济发展，效果不会十分明显。

高新技术产业占比不能快速提升这一现象，并不能否定我国优先发展高新技术产业、走科创主导型发展模式的方向有什么问题，而是要聚焦如何让科技创新真正转化为地方经济增长的核心推动力，而不是聚焦在几个贴上高新技术标签的具体产业上。如果大家都聚焦在芯片、生物医药、新材料、新能源等产业上，将导致资源过度倾斜，各地产业政策和产业布局雷同，恶性竞争加剧，结果不仅高新技术产业没有发展好，连自己本来拥有的区域产业优势也丢掉了。这十分值得我们反思。

发展制造业需要处理好三个关系。

一是制造业中高端和中低端的关系。各地政府都想以高端替代中低端，走高端化道路。但是客观现实是中低端产品的市场空间更大。全世界富裕国家人口占比并不高，不到10亿人，其他60多亿人生活水平都跟中国差不多，甚至比我们还要更差一些，哪里需要那么多高端商品。价廉物美仍然是第一选择，价格竞争仍然是第一竞争。低价格高质量仍然是我们的主要竞争优势。

二是科技创新改变不了传统产业产品仍然是市场主体产品，高新技术必须与传统产业结合才能扩张市场空间。没有所谓的“传统产业”，只有不思进取的产业。

三是不能简单给各行业贴上高新技术产业和传统产业的标签。即使是酿酒业也有传统工艺和现代工艺的差别，也可以成为高新技术产业。国家从战略布局高度重点研究和突破一些重大科技瓶颈，扶持一些重要产品和细分行业是十分必需的，但是不能以给行业贴标签的方式形成歧视性产业政策和投融资政策。

五、民营企业数量急剧增长，但是做大做强的路径十分艰难。扶持民营发展不能仅仅是放宽市场入口，更要创造出让民营企业强大起来的市场竞争环境。

从普查数据看，2018年末全国私营企业家数达1561.4万，比2013年末增加了1000万家，增长了178.6%。民营企业数量虽然翻倍以上的增加，但是规模以上民营工业企业从2012年的18.9万家增长到2018年的22.1万家，仅增长17%。近两年很多地区规模以上民营企业甚至出现了较大幅度的下降。2018年，民营企业500强营业收入占第二、三产业营业收入的9.68%，资产规模占第二、三产业资产规模的3.79%，纳税占全国税收总额的8.38%，各项指标在整体经济中占比都比较低且增长速度缓慢。有20家民营企业入围世界500强，仅占中国入围企业的20%。在国际舞台上仍然是国有企业唱主角。

中国民营企业数量急剧增长，但是做大做强的不多。尽管也有华为、联想、BAT等明星企业，但是总体来看产业龙头型企业数量少，世界级企业就更少之又少。大型民营企业主要集中在房地产、建筑、建材和能源原材料等传统行业，高技术含量的大型民营企业数量不多。

从欧美企业成长路径看，能成为龙头型甚至世界级企业的，基本上都具有一定性质的垄断性，成长路径基本上有四种方式。

一是金融资本和实体资本结合，形成了金融垄断型大型企业，如美国的伯克希尔哈撒韦、国内的复星集团等。

二是技术和实体资本的结合形成了技术垄断型企业，如美国的大型制药公司和中国的华为等。

三是网络和实体资本的结合形成了网络垄断型公司，如中国的BAT等。

四是全球产业链垄断型企业，如全球著名汽车制造商等基本上都是走全球化布局的发展路径，试图垄断上下产业链。

中国民营企业之所以很难做大做强，就是在这四种发展路径上都存在不同障碍。如国有控股的金融机构就很难跟民营企业深度融合，两者之间永远只是资金供求关系、债权债务关系，民营企业很难借助金融资本做大做强。复星集团走的也是收购境外保险公司获得长期稳定资金的发展道路。因此，我们不仅要关注中小微企业的发展，放宽市场入口；更要规范市场竞争策略，为民营企业做大做强，走向世界创造条件。

六、服务业增速下降构成未来经济下行的核心压力。社会服务业改革最能释放服务业增长潜力。

从 “四普数据”看，我国服务业资产规模、收入、从业人员数量增速都远远快于制造业。从2013至2018年，我国服务业增加值平均增速在8%以上，远快于工业增加值增长速度，成为维持经济增长率在7%左右的核心动力。然而，统计数据也表明，我国服务业增速正在逐渐下降，2019年服务业增长速度已经下滑到6.9%，与GDP增速已经在同一个数量级了。目前服务业在经济中占比已经达到53%，制造业占比下降到34%，可以说如果服务业出现趋势性下行，单靠制造业增速加快是很难弥补的。

从服务业内部结构看，我国服务业大致可以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传统四大支柱性服务业，包括商贸和餐饮业、金融、房地产、交通运输等，占GDP 30.6%，占整个服务业近60%。即使跟服务业高度发达的美国相比，这四大服务业占经济总量的比重已经跟美国相近。因此这四大服务业在经济总量中的占比已经很难提升。

第二类是新兴生产性服务业，包含信息软件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以及科技服务业等，占GDP约 8.6%，与美国同类服务业占比相比，仍然有很大提升空间。这几年我国服务业增长率之所以能快于制造业，主要靠这三类新兴服务业快速增长拉动。但是这类服务业在经济总量中占比毕竟太小，且商务服务业增速正在快速回落，未来总的趋势是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

第三类是社会服务业，包括教育、医疗、文化、体育、养老、社区服务、政府公共服务等，约占GDP 15%。跟美国相比，这类服务业发展空间很大。然而，长期以来我们一直把这类服务业看作是公共服务业，属于公共产品，主要应该由财政资金来提供支持，以事业单位方式来提供服务，民营经济很难进入，极大制约了这类服务业的发展空间。

我国对社会服务业、公共服务业、社会保障、社会保险等概念和属性尚没有完全理清，简单把社会服务业等同于公共服务，把社会保障和社会保险都看作公共产品，只能由政府来提供，存在认识上的偏差。由于公共服务范围越来越大，公众对公共服务需求越来越高，导致财政民生类支出占比越来越高，已经占到财政支出的百分之七八十了，仍然需要继续提高。财政支持越多，这些领域的市场竞争就越不公平，民营企业就越难在这些领域大有作为。

总之，“四普数据”充分揭示了我国经济下行的主要根源，无论是正在拟定的“十四五”规划，还是应对疫情恢复经济增长，都必须从问题出发，精准施策。

对中国经济发展分析不能停留在概念上，不能简单照搬西方经济调控模式，无论是积极财政政策还是宽松货币政策，都无法真正培育和形成中国经济长期内生增长动力。唯有在坚持完善市场体制机制的基础上，继续发挥制度优势和政府优势，形成市场主体和政府的发展合力，才能让中国经济持续稳健发展。

（作者系申万宏源首席经济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