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资今年流入A股近千亿，下半年热盼QFII投资范围扩大

年初至今（6月8日收盘），北上资金净流入A股901亿元人民币，直逼千亿大关。鉴于互联互通机制便利度不断提升，外资也愈发倾向于通过沪/深港通布局内地市场。在这一背景下，另一项通往内地市场的机制QFII（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也有升级的必要。

瑞银中国全球金融市场部主管房东明于6月8日接受第一财经独家专访时表示，北上资金通过陆股通下的A股交易量占比当前稳定在较高水平，“从2019年的6%提升至当前7%~8%的水平，即使是在新冠肺炎疫情导致市场波动最为剧烈的时期，互联互通机制也展现其韧性，未来外资仍将继续通过香港这一亚洲‘金融走廊’来加大对A股的配置。”去年，MSCI提及要解决四大问题后才会就扩大纳入A股展开咨询，其中就包括允许外资使用“综合交易账户机制”（Omnibus trading mechanism），当前港交所正在考虑在陆股通下推行该机制。

比起2014年才创设的沪、深港通，外资最初接触中国市场则是通过QFII机制。房东明表示，虽然此前QFII总额度限制已取消，但外资机构也热盼扩大QFII投资范围的征求意见稿可在今年落地，包括允许外资投资国债期货、商品期货、债券回购、私募基金等，这将加强QFII机制对外资的吸引力，加速推动中国金融开放。

互联互通机制对外资吸引力凸显

“3月北上资金一度净流出近700亿元，但这相比起其他新兴市场仍非常有限，此后几个月又出现了大幅资金回流A股，年初至今接近净流入1000亿元。这也反映了，在疫情、市场巨震冲击下，互联互通机制仍是非常强健的。”房东明称，“5月29日MSCI进行了季度性的调整，当天北向资金净流入超百亿，年初至今瑞银在北向交易中的市场份额排名靠前。”

今年以来，A股被各界称为全球巨震下的“稳定器”，外资从4月开始持续逆势流入，4月外资大幅回流超500亿元，5月新增净流入超300亿元，6月至今已净流入247亿元。同期，A股也从低位反弹，上证综指逼近2940点。

互联互通机制的便捷性则是最大优势。例如，QFII的额度审核需要经过中国证监会和国家外汇管理局，早前或耗时2-5个月，而沪港通则无需审核，机构可以直接在香港中央结算公司开户，耗时约1天；2018年6月之前，通过QFII/RQFII布局中国市场的进度更慢，一是锁定期长，即QFII和RQFII累计汇入投资本金达到2000万美元之日起，有3个月的投资本金锁定期，锁定期内合格投资者不得将本金汇出境外。而且在锁定期满后，QFII和RQFII也只能分批、分期汇出投资本金和利息，每月累计汇出境外的包括本金及利息的资金，不得超过上年末境内总资产的20%。因此，监管近期也试图完善QFII机制。

值得一提的是，近期港交所正积极提升互联互通机制，这将有利于MSCI进一步扩大纳入A股。早在去年12月，知情人士就称，陆港通最早或于2020年第一季度开通综合交易，即允许通过单份委托单为多客户账户进行交易。

去年11月，MSCI提出需要解决四大问题才会进一步对扩大纳入A股展开咨询，包括：完善风险对冲和衍生品工具的获取，解决中国A股较短结算周期的问题，完善陆股通的交易假期安排，以及在陆股通中形成有效的综合交易机制。

“综合交易机制对外资至关重要，港交所也在积极研究在陆股通下实现综合交易机制。市场原本希望上半年能够推出，但此前目新冠疫情影响了这一进程，但预计之后落地的概率很大。”房东明对记者称。

对中国境内投资者，上述概念听来陌生，但这已是发达市场基金管理人的通行准则。他解释称，在穿透式监管下，中国境内采取实名制交易，每一个投资者的身份都需要确认。而国际机构所管理的资产组合背后可能有10、100甚至更多账户，在中国的实名交易体制下，就要一个个去做交易，这样每单交易所得到的价格可能都是不同的（对投资者不公平），因此这在海外并不适用。”

在海外，投资者可委托代表人(如基金经理人)在综合交易账户机制下下单买卖股票，成交后再分配至各投资人账户，即用综合交易账户下单买卖，而交割仍回归至各投资人账户进行，这其实体现了海外基金管理人讲究的信义义务(fiduciary duty)，即要使客户都得到最平等的待遇，确保最佳执行（best execution），即一次性交易后再公平划分到每个投资者的账户。 机构认为，随着市场开放度的提升以及各方同监管层的积极沟通，这一问题最终会得到解决。

此外，就MSCI强调的中国A股较短结算周期的问题，房东明认为，在陆股通下这一问题目前可被克服。“A股现在实行的是股票T+1、资金T+0的交割结算制度，而国际市场普遍是股票、资金T+2货银对付的交割结算制度，这种割裂可能会导致外资会出现2天的资金周转问题。外资券商的托管系统能解决融资的问题，当前资金利率水平处于低位，因此外资客户的融资成本也较低。”

外资热盼扩大QFII投资范围

相比起便利性更高的互联互通机制，QFII也有自身的优势，包括外资可通过QFII参与中国境内的一级和一级半市场IPO、大宗交易、股指期货等，目前沪、深港通仍无法做到。

“当前，外资客户也十分期待QFII的投资范围可以进一步扩大，尤其是商品期货、国债期货以及私募基金，这也将提升QFII机制的吸引力。”房东明称，“2020年是前几年金融开放政策顺利落地的一年，因此各界也希望QFII机制可完善。”

早在2019年1月31日，证监会宣布，就修订QFII/RQFII的相关配套规则形成的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看似简单的一则声明，实质上是加速中国市场与国际接轨、进一步吸引外资流入的强心剂，尤其是其中提及的“扩大投资范围”。

就国债期货而言，外资始终认为这是对冲利率风险的最佳工具之一，流动性和对冲效率巨佳。房东明表示，“4月10日，五大国有商业银行正式获批参与国债期货交易，希望可通过这些大行的试水推动外资参与国债期货市场。初期阶段，监管可采取限仓的渐进开放模式，并要求国债期货等以对冲风险为目的，敞口不一定是单边性的，以避免对市场造成冲击。在完善风险对冲工具后，外资也可能进一步加速布局中国债市等。” 机构也预计，到2020年底，外资持有的中国国债将超过总量的10%（截至今年4月为8.27%）。

就征询意见稿提及的私募投资基金，房东明也认为这将吸引外资通过QFII布局更多境内的私募基金，包括“洋私募”。

2017年开始，多家海外资管巨头已先后登记成为WFOE PFM（外商独资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人），并发行了股、债、商品等私募证券基金产品，包括富达国际、瑞银、贝莱德、桥水基金、惠理、施罗德等等。然而因为外资机构初来乍到，业绩曲线尚不完整，加上中国境内客户对外资基金管理人也缺乏了解，外资也缺乏一定的销售渠道经验，因此外资私募的销售遇到一定瓶颈。

“如果海外机构可以通过QFII直接投资这些洋私募，拓宽洋私募的资金来源，而对于那些并无QFII额度的外资机构，也可通过结构性产品以外资券商作为投资平台，来投资境内的私募基金，这也会利好众多业绩优异的本地私募基金。”房东明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