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肥为何首次升级新一线，来说说我们的观察理由

2016年，陈欣到Zoom位于合肥的研发中心面试时，周围除了语音智能公司科大讯飞，以及高新区管委会的大楼，其余一片荒地。

应聘之前，她也搞不清楚这家公司是究竟做什么的。百度出来的结果主要有两种，其中一条点进去是一个国外网页，剩下的全是耐克的一款防震跑鞋。

4年后，这家公司的市值达到将近500亿美元，比通用汽车还要贵。与此同时，它当初选择的合肥成了众多技术公司的新宠。国产电动汽车的代表——蔚来汽车——要将中国总部从上海迁到这里，芯片制造商长鑫科技也要在这座城市的边缘修建一座工厂，量产19纳米的存储芯片。

与中国其他经常被称作“IT工厂”的城市——武汉、南京、成都等——类似，合肥也有着数量和质量都不错的大学，其中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以下简称“科大”）最为知名。在2020年度的全球高校自然科学指数排名中，科大排名第八，超过牛津大学，在国内仅次于中国科学院。

这座城市也有更“廉价”的程序员，“在这里，比如说1万块钱工资的人，同等水平，在北京上海没有3万是拿不下来的。”桂万如对《第一财经》杂志说，他曾在中兴通讯的上海总部做过技术和市场两方面的工作，2010年回到合肥。商业航天赛道兴起后，他于2017年创立了一家卫星通信接收设备公司若森智能，目标客户是那些需要到地面通信网络覆盖不到的野外开展业务的公司。

房租的优势就更不用说了。5月中旬，桂万如为筹建一个营销中心去了趟北京，清华东门的启迪大厦房租每平方米300元／月，同样的面积，他在合肥租的办公室只要21元／月。

从地理位置上讲，合肥当然比武汉、南京等长江沿岸城市更“内陆”，但若将它简单归类于IT产业从沿海向内地转移的第二梯队，就会忽视技术公司们愿意如此深入中国腹地的真正动力。

资本洼地

2011年，金融危机刚过两年后，赛富亚洲的阎焱筹集了一笔资金，准备专门投资合肥。根据他的判断，产业从发达国家向中国沿海城市渗透差不多有3到5年的周期，从沿海城市到中国中部又有3到5年。2011年，他认为互联网技术在中国沿海城市的布局已经差不多完成，接下来应该进入内陆寻找“资本洼地”。

阎焱对包括武汉、合肥、长沙在内的城市做了一次筛选，最后选择了合肥。除了身为安徽人的家乡情结，以及合肥能够将长三角和中部、西部都衔接起来的“承东启西”优势，他还看中的一个要素是科大。

“从之前投的很多项目中，我们发现很多有技术背景的人都跟科大相关，所以我们觉得科大是个资本洼地。”赛智创投创始人戴长晟对《第一财经》杂志说。戴长晟不是安徽人，但是毕业于安徽大学，阎焱找到他的时候，他很快就答应从北京搬到合肥来接管基金。

其实，早在本土技术公司崛起之前，已经有不少嗅觉灵敏的国内外技术公司在发掘科大的研发资源。

“当时，合肥有一种现象叫‘孔雀东南飞’，就是像科大、工大（合肥工业大学）这些好的高校院所的技术，都给江浙、广东那边的企业买去了。它们直接来学校买技术，或者和学校合作课题。本地企业提不出这种高水平的课题，也给不起这么多研发经费。”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资产管理公司总裁王兵对《第一财经》杂志说。

同戴长晟2011年杀进合肥时看到的一样，合肥的技术和经济在很长时间里都是“两张皮”：除了科大，合肥的主要产业还是跟硅谷搭不上边的白色家电。这种现象直到2008年，包括科大讯飞、美亚光电等在内的技术公司壮大并上市之后才改变。

讯飞迄今仍在科大设有两个联合实验室，一个研究语音及语言，一个研究类脑智能。不过据王兵介绍，华为与科大的共同研发历史不比讯飞短。从2G时代开始，这家南方公司就在科大设有联合实验室，它支付给科大的研究经费，一度占到科大全校校企合作经费的1／10。早期，双方主要合作产品线上的现役产品，最多涉及“下一代产品”。但近年，这家公司开始寻求解决5到10年、甚至30年之后的科学问题，涉及的学院也从信息学院延伸到数学院和物理学院。

在华为之后，腾讯在合肥高新区设立了生物识别创新实验小组，办公室就设在科大讯飞对面。Zoom的办公室也没有多远，与讯飞仅一条马路之隔。据Zoom的一名员工说，用户需求暴增带来了很多场景噪音问题需要解决时，Zoom跑到对面，将一名语音专家挖了过来。

先研院模式

戴长晟在2011年前后花一年时间把合肥的项目扫了一遍，发现并没有适合赛富的项目。当时，赛富偏好“两个半行业”，一个是互联网，一个是生物医药，还有半个是跟新能源相关的新材料，但合肥当时的主要项目就是白色家电、光电制造之类的传统制造业。

状况在2012年发生了改变。这一年，科大成立了一个名为“中国科技大学先进技术研究院”的“半科研、半企业”性质的平台，准许科大教授从学校一次性买断科研成果，或者以取得授权的方式创立公司，并帮他们完成从注册公司到商定股权的全过程。与此同时，科大还成立了资产管理公司，代表科大在使用科大知识产权创业的公司持有股份。

这套流程参照的是当年孵化科大讯飞的过程。1999年，包括科大语音技术实验室的刘庆峰在内的18位同学一起创立了这家公司，使用的技术来自刘庆峰的导师王仁华。相较于商业，王仁华更喜欢科研，刘庆峰则喜欢商业冒险。最终，包括刘庆峰在内的18位联合创始人在一个破旧居民楼里创立了讯飞，开发了该语音技术的王仁华和拥有其知识产权的科大资产管理公司都持有股份。

“听到这个消息，我就一头冲到了科大和先研院，寻找一些好的项目。”戴长晟说，那时候，科大讯飞已经上市了，但他可以寻找“下一个科大讯飞”。

江俊就是在先研院成立之后决定创业的科大教授之一。

2013年，在科大讲授量子物理的化学物理学院教授江俊决定，把他和学生们研发的“计算材料”变成商业项目。这是一种新的材料研发方法，灵感来自于AlphaGo从穷举法到机器学习的算法演变。与之类似，江俊和学生们通过将人类已知的所有化学反应方程、已知材料的分子结构及其性能输入电脑，建成数据库，输送给神经网络，再由机器从中发现不同分子结构与性能之间的关联性，从而找到新材料。

江俊毫无创业经验。但是先研院为江俊的创业提供了几乎“全托”式的服务：先研院为他注册了公司，公司运作需要的天使投资是戴长晟给的。除了给钱，戴长晟还另外筹备经营团队，帮江俊管理公司，江俊只需专心解决业务涉及的科研问题和持股。

另外，因为公司注册在先进技术研究院，江俊可以享受政府的税收、租金优惠，以研究院的名义招募员工，甚至研究生——一种区别于全日制大学的工程硕士。

“之前也有教授会创业，但是2012年之后，就觉得气氛变了。”江俊说。他2012年回到科大任教，在先研院成立前，虽然已有科大讯飞这样的成功案例，但没有亲自走过这条路的人总是有“后顾之忧”。“就是说你觉得产权不明晰，学校可能会拉着你说你用的是科大的产权，你不能拿去做自己的生意。否则就是国有资产流失。”他对《第一财经》杂志说，这种后顾之忧在先研院成立后迅速从很多跃跃欲试的科大教授头脑中消失了。

根据王兵提供的数据，科大有五六百名教授，其中约200名都在2012年之后做了和江俊差不多的动作——创业。包括江俊的公司在内，先研院前后孵化的公司数量将近300家。科大资产管理公司直接持股企业接近30家，其中6家公司已经上市。

在讯飞之后，由科大科研成果转化形成的创业潮，一时间使得合肥的技术公司数量大增。在科大讯飞办公大楼的周围，美亚光电、工大高科、阳光电源、国盾量子等公司的大楼相继建了起来，它们聚集在一起，让原本只有科大讯飞和高新区管委会大楼的高新区的面积稍微扩大了一点。

“贸易摩擦让很多公司看到外来技术借鉴不到了，它们也愿意做研发了，愿意建立自己的技术壁垒。”江俊说，他的公司从来没有参加过展会，但是2016年之后，通过口碑寻来的订单越来越多。除了对市场敏感的长三角区域的微电子制造商，也有一些客户来自江俊之前没有想过的区域，比如贵州。

政府是最大VC

科大效应对合肥技术产业的发展发挥了类似核心引擎的作用，但仅靠几百名教授并无法提升整座城市的技术经济模式、产业效应和商业实力。

桂万如记得，2010年前后，安徽为了发展经济，发布过一种叫“承接产业转移”的政策，内容是把沿海不要的产业、产能——比如玩具和服装——承接到安徽建厂。为此，安徽在长江两岸分别设立了江南、江北两个产业集中开发区，但最终都不太成功。“可能当时物流、交通还是有影响的，毕竟沿海做的产品还是外向型的多。”桂万如说，后来，安徽就不怎么玩这种产业转移了，取而代之的是硅谷模式，以合肥为中心，取名“中国声谷”。

“科大之于合肥，就像斯坦福之于硅谷。”合肥高新区经济贸易局发展规划处处长沈颢对《第一财经》杂志说。合肥市的政府管理层经常拜访硅谷，除了学习当地如何建立顺畅的产、学、研合作机制，他们也更加清楚了自己的软肋——有科研成果，有大量的土地、办公楼，但是缺少风险投资。

1990年代，合肥在老城区西边的农田上成立高新区时，最先建起了三栋楼，一栋用作高新区管委会办公，一栋作为讯飞的新大楼，还有一栋专门用于招募各大投资机构。

戴长晟2011年带着赛富的资金进入合肥时，进驻的就是这座名为“基金大厦”的大楼。不过，这座十多层的大楼始终没有装满过。“实际上，合肥最大的VC是合肥政府。”戴长晟说。

2020年2月，蔚来宣布要把中国区总部设在合肥，宣布消息的李斌是合肥人，但让他作出这一决定的根本原因不是家乡情愫，而是当公司陷入钱越烧越多短时间内又盈利无望的困境时，合肥向他发出的邀约中包含了一笔高达100亿元的资金。

中国很多城市的政府都身兼FA和VC两重角色，但合肥比很多地方政府都敢于接纳蔚来这样的新经济公司。它上一个出手的对象是液晶面板公司京东方。在决定引入京东方的2007年，合肥当年的财政收入只有215亿元，刨去民生费用，用于发展的资金不足30亿元。最后，合肥通过各种融资渠道，募集到60亿元投给了京东方。

这些大手笔的招商大幅提升了合肥的工业产值。根据高新区管委会提供的数据，2005年开始，合肥市的工业产值还只有1000亿元，此后每年增长1000亿元，到2016年，合肥的工业产值达到1万亿元。

类似欧洲小镇的生活

产值增长带来的税收的确扩大了合肥的城市建设面积，改变了当地年轻人的生活方式。

以大蜀山为界，合肥在2012年之后发展成了东边老城区、西边新城区（高新区）的二分格局。在桂万如的公司，除了他本人还住在合肥南站附近的老房子里，其他员工差不多都在高新区购置了房产，结束了白天到高新区上班、晚上回到老城区睡觉的潮汐生活。

除了住宅，在高新区生活的人也一举摆脱了去老城区逛百货商店的旧生活方式，换成在高新区新建的银泰购物中心里闲逛，或者到大蜀山脚下的“半边街”吃晚饭、喝啤酒，这个类似成都宽窄巷子的新式步行街2019年才建成。

陈欣在乎生活与工作的平衡。虽然身在互联网公司，而且客户主要在欧洲，陈欣也不需要像一线城市的年轻人那样996。她每周都可以在5天内紧张地忙碌，到了周末，关上电脑，切换成合肥本地类似于欧洲小镇的生活，去半边街会友，或者去大蜀山散步。“在合肥可以这样，在武汉就做不到。”她说，虽然从总量上看，合肥是一个人口与武汉差不多的城市，达到800多万，但那是把整个合肥周边下辖的县市都包括进去了，如果只算合肥市区人口，数字不到400万。

选择回到合肥、加入Zoom前，陈欣也曾面试过上海的一家游戏公司，两个offer给的薪水差不多，游戏公司的年终奖还更多。但参观过一位朋友在上海租住的不到20平方米的房子，以及听说每天上下班有三个多小时在路上之后，她决定还是回合肥生活。

依靠攒了3年的月薪，再卖了点入职时原公司配给每个人的上千股股票，2020年年初，陈欣在每平方米均价2万元的合肥高新区买了一套自己的房子，面积有100平方米。

更多像陈欣一样想要在发展机会和生活品质之间取得平衡的年轻人留在了合肥。“以前，科大80%以上的毕业生都是去了一线城市北上广深，要不就是出国，留在合肥的只有5%左右。我们课题组成立公司后，有好几个博士都留了下来。”江俊说。

未来之忧

采用硅谷模式发展之后，合肥科研成果和人才双双东南飞的状况有所缓解。不过，来自当地政府的资金很难覆盖到江俊、桂万如们创立的小项目，后者仍要跑到一线城市募集资金。而2012年以来的经济增长体量，也不足以完全解决这座城市里基础科学研究与经济脱钩的问题。最直接的体现是，在政府自上而下投资的大项目和带着科研成果下海的创业者们之间，双方并没有形成相互依赖的生态。

以科大讯飞为例，“合肥有一些家电企业，我们在工业领域也有一点点探索性的工作，比如根据工业产品上的各种声音做诊断，通过声音判断（产品、车间）是否正常……但我们做的语音是人的声音，从人的声音到机器的声音，这已经是很惊险的一跃了，技术上面有相当大的差异。”科大讯飞智慧城市事业群副总裁谭昶说，在各大人工智能公司都宣布要进入工业领域解决问题的时候，讯飞在该领域并没有多少布局。

桂万如也有同样感受。安徽号称制造业大省，有着格力、三洋、江淮等各类制造业大厂，但其团队开发的卫星信号接收设备中，所有零部件都没有在安徽找到合适的供应商。公司需要的线缆采购自昆山，天线来自济南，作为核心部件的信号处理器是在重庆加工的，最后，桂万如只是在合肥找了一家工厂组装所有零部件。

在跟科大教授打了几年交道后，戴长晟发现：“科大教授们做科研是一把好手，但是你让他做商业，还是挺难的。”而且，这个问题不只存在于科大教授的身上，几乎每个从合肥起家的公司都正面临这样的挑战。

仍然以科大讯飞为例，这家公司成立的1999年，微软、IBM等全球产业巨头也推出过语音相关的计算机产品。这个时间点比国内其他人工智能公司早了整整15年——直到2015年，商汤、寒武纪等同样采用人工智能技术的公司才出现，BAT也差不多是在这个时间点才入场。

谭昶将商汤们称为“新一代”人工智能公司，科大讯飞是“老牌”。这种说法既是事实，也说明了合肥公司们的典型困境：起个大早，赶了个晚集。

站在科大讯飞公司园区外的十字路口，你除了能看到Zoom这个当下全球最时髦的视频会议公司，还能看到国盾量子、国家量子实验室等一系列以“量子”作为关键字的招牌悬挂在一些写字楼上。其中国盾量子于2017年发射了名为“墨子号”的量子通信卫星，为全球首颗。

“我前两天跟他们彭董事长（指国盾量子董事长彭承志）一起吃饭，发现他更像科学家了。”桂万如说，和戴长晟的感受相似，他认为这些以技术兑换股票的教授只要还有学校的收入，就不会真正地面对什么创业风险，因此很难破釜沉舟为公司找到更有竞争力的商业模式。

合肥仍在大力投资，准备进一步提升基础科学方面的实力，以及科研与产业界的融合水平。在距离科大讯飞四五个街口的地方，科大的新校区正在按规划建设，周边都是2000年之后成立的技术公司。这个新校区规划的研发规模是5000人，对标美国国家实验室。

2019年，合肥还将省人民医院划拨给了科大。“有了这个医院，就可以做更多跟生命科学、脑研究有关的研究，这些都跟人工智能相关。”谭昶说，这也让合肥可以跟硅谷眼下正热门的生物技术公司对比，讯飞将在其中有更多参与。

不过，很多早期进入合肥的资本和创业者已经开始“向外看”了。

戴长晟将目光从科大教授转向了科大系——尤其是那些在一线城市或海外大公司工作过，有技术基础又有商业头脑的科大校友。桂万如的项目正是他转变投资模式后的标的之一。

江俊已在苏州设立了子公司，因为那里的客户更多，接下来，他打算在上海再设一个。

桂万如则把市场团队放在了北京。

每个进入合肥的技术公司都很清楚可以从合肥获得什么，那就是稀缺的科研资源，以及相对便宜的基础研发能力。不过，“阿里在这边搞了一个小据点后，好多公司的工资水平都高了一大截，它用不了多少人，但是大家的整个预期就提高了，小公司招人难了很多。”桂万如说。

合肥对技术大厂的吸引越成功，其现有优势之一——成本洼地——就会越快被抹平，这是个悖论，除非它在其他方面能形成新的突出优势。

（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陈欣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