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民国的流动摊贩：市民欢乐源泉，却被城市化不断挤压

“喝的！喝的！三个铜板一喝！喝了，解凉又止渴！”

“糖麻花、盐麻花、馓子枯麻花、金牛酥麻花”……

民国城市街头荡漾着的叫卖声，叫人闻之难忘。

上海闸北一带弄堂里叫卖零食的声音就曾让鲁迅浮想联翩。他在《弄堂生意古今谈》里这样写道：

“那些口号也是真漂亮，不知道它是从《晚明文选》或《晚明小说》里找过词汇呢，实在使我们初到上海的乡下人，一听到就有馋涎欲滴之慨，‘薏米杏仁’而又‘莲心粥’，这是新鲜到连先前的梦里也没有想到的。”

在近代中国，走街串巷的流动摊贩堪称城市一景。胡俊修教授的新著《流动摊贩与中国近代城市社会》，将摊贩给城市平民带来的生活之乐细细还原，同时，动听的叫卖声背后，也有摊贩群体在中国近代城市化浪潮中的喘息、挣扎与困顿。

流动摊贩的声、色、香、味

一根扁担，一边挂着木桶，里面放锅碗瓢盆；另一边挂着炉子，抽屉装着豆瓣、酱油、红辣椒，组合起来就是一个流动厨房。100年前，一个从乡下来城里的农民就是靠着这样一副担子，挑起全家几口的生计。城市街头数不清的小食摊，虽简陋，味道往往很好，对饥肠辘辘的过路人来说，就是一份快慰。还有无穷创意在街头被激发，京沪等地如今的许多特色点心、小吃甚至佳肴，其实都是出自流动摊贩。据胡俊修考证，全聚德烤鸭、热干面、担担面、夫妻肺片等，最初都出自小贩之手，又在他们的吆喝声中传扬四方，成了中国“名吃”。

近代城市流动摊贩数量庞大，转角可见。据胡俊修统计，民国时期的武汉，城里一度有小贩十万，占总人口的八分之一。在这样激烈的竞争中，很多小贩就要使尽浑身解数才能在城里有立锥之地。除了能喊出悠扬铿锵的叫卖声，小贩们还各怀绝技。比如，成都的茶馆里，有个姑娘瓜子卖得特别快，那是因为她能一把抓出顾客要求的瓜子数量；提供热脸手帕的小贩能从空中接住几块来自不同方向的帕子；“水烟娃儿”能在两米之外为顾客装上水烟；有卖汤圆的能用极快的速度包好汤圆扔到沸水里。有些人巧舌如簧，把货物吹得天花乱坠，也有人表演“胸口碎大石”“吞剑”，将洋钉合着玻璃碴大把送到嘴里……这些都是当年的“眼球经济”。

城市的一些场所，比如咖啡屋、弹子房、电影院、跑马场、游乐场，都要花钱才能进去。只有街头艺人和小贩的表演，谁都可以看。市民阶层的文化可以说是和小贩连成一片的。老舍笔下的人力车夫骆驼祥子就很喜爱天桥艺人的表演，这份快乐是他迟迟不愿离开北京的理由。胡俊修说：“对一般市民来说，他们对城市娱乐的想象都来自街头艺人。所以街头小贩给城市市民带来了无穷欢乐，一旦沉迷，会让人无法自拔。”

城市平民日常生活的所有需要基本都能在摊贩那里解决。根据胡俊修整理的资料，晚清北京街头摊贩上，能找到至少300种货物。零食、饮品、水果，以及日用品、文化用品、祭祀用品、娱乐杂耍、缝补工艺。梁实秋每天经过的老北京巷口外大街，就是一条火爆的美食街，络绎不绝的早餐食客养活了一大群小吃摊。他记得，摊上的吃食有：豆汁儿、馄饨、烧饼、油条、切糕、炸糕、茶、杏仁茶、老豆腐、猪头肉、馅饼、烫面饺、豆腐脑、贴饼子、锅盔等等。围着小吃摊的有各色人等：“背书包戴口罩的小学生”、“佩戴徽章缩头缩脑的小公务员”、“穿小棉袄的工人”、“披蓝号码背心的车夫”，“乱哄哄的一团”。

近代很多文人都有在小吃摊上流连的经历。他们笔下的小摊，总是一幅热气腾腾的画面，洋溢着温暖人心的市井趣味。而且，因为小贩为市民提供了许多方便，他们的困苦境遇也总是得到普通市民的同情。当时的报章杂志里，有不少记者和作家描写小贩的困苦，为他们呼号。每当市政当局的政策威胁到小贩生计的时候，记者们总会撰文敦促当局拿出兼顾市容与摊贩生计的两全之策。

近代流动摊贩的困苦境遇

民国城市摊贩的生活，这原本是胡俊修在华中师范大学读博时毕业论文的第一个章节，后来，他又顺着这个线索，写出了一部专著。关注流动摊贩，还有一部分原因是他的父亲。胡俊修的父亲就是一个“在县城里拖着板车卖水果的摊贩”。少年时代，虽然同住一个屋檐下，但胡俊修一门心思读书，父亲对他而言基本是个沉默的角色。现在回忆起来，父亲每天天不亮就拖着板车出去进货，日夜颠倒，十分劳累。一旦批发来的香蕉卖不出去，就愁容满面，却又舍不得吃自己摊上的水果。一年忙到头，也存不下多少钱。即便如此，他还是供两个儿子考了大学，而且都读到博士。“现在一些媒体有点过火，把摊贩说得很美好。但其实绝大多数摊贩的生活还是很辛苦的。”胡俊修说。

在胡俊修眼里，已故的父亲是个木讷又老实的人，“但我感觉我父亲是得到了善待的，至少没怎么受过欺负”。就凭这一点，他对家乡的市政管理者还是满意的。“每一个弱势的人都应该被温柔以待，这也是城市文明的标志”。

在研究晚清民国这段历史时，胡俊修很关注摊贩群体的境遇。那时候，摊贩群体生活困窘，是灯红酒绿之外的边缘人，整日奔波，朝不保夕。他们大都栖身在城市棚户区。在老上海，一间狭窄的屋子通常要容纳20～50人。棚户区的卫生状况也很差。一家老小五六口，吃喝拉撒都在一个屋子里，铺位几乎与地板相连，遇到雨雪天气，他们就要在泥水中生活。棚户的聚集地，是一般市民不敢涉足的，因为那里不仅脏乱，而且病菌肆虐，很容易让人染上疾病。

民国时期的小贩常常遭到不公正的对待。相比码头工人，小贩在城里人脉更少，自身组织性也很弱，受气甚至丧命的事情时有发生。胡俊修搜集的史料里，就不乏小贩被往来的电车当场撞死的案子，最后往往不了了之；有些小贩饱受货栈老板的欺负、固定摊主和同行的倾轧，生存无望，被逼自杀。

对摊贩生计构成威胁的，还有市政当局和警察。可以说，始于晚清的城市近代化步伐，一步步挤压着流动摊贩的生存空间。这一时期，因为西方城市规划理念的引入和政府对西方的模仿，城市管理逐渐严格和精细。小摊小贩不光影响交通，缺斤短两和卫生问题也常令市政当局头痛，于是，取缔摊贩的行动愈加频繁。规整的大马路、森严的宅院都排斥小贩，各种捐税则吸干他们本就可怜的钱包。很多人就这样被挤到生死边缘。

《流动摊贩与中国近代城市社会》

胡俊修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9年8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