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位诺奖得主为他写序，这位作家不当刽子手也不做受害者

编者按：出生于1920年的法籍突尼斯裔作家阿贝尔·曼米今年5月去世，享年整100岁。作为上世纪中叶反殖民主义的干将，曼米与多位关心殖民问题的大作家，如加缪、萨特等都有很深的交集，但他特立独行，主张一种新型的政治信条：不选边不站队，既不加害人也不被人加害。

上帝要毁掉堕落的索多玛城，他派出的天使，来到城里唯一的义人罗德的家中，拉着罗德往外跑。罗德只带了自己的一家，连女婿都不信他的话。天使还嘱咐说，逃跑路上千万不可回头，罗德照做了，但他妻子听到毁城之声还是忍不住回头望了一眼，她立刻变成了一根盐柱。

《盐柱》——阿尔贝·曼米将这个著名的《圣经》意象用作了他的小说的名字。

一个北非犹太人的“归属感”

这本1953年完成的小说，将背景设在曼米的故乡：突尼斯。那是个法国人的殖民地，法语是通行语言，然而占人口大多数的则是穆斯林阿拉伯人，曼米则是少数族群——犹太人的一员。他和小说中的主角莫迪盖一样，住在一个犹太工人社区里，他身上又流着柏柏尔人（北非土著）和意大利人的血，因为他父亲是意大利犹太人，母亲是柏柏尔犹太人。光是从娘胎里带出来的这一大套身世血脉，就让他觉得混乱而沉重，甚至于要窒息了。

在《盐柱》一书中，莫迪盖的主要困境就在于归属感，他要不停地问“我是谁”，他是被按照犹太人的传统抚养长大的，可他在自己的犹太社群里却不自在。家庭努力让他上了突尼斯最好的法语学校，在那里，他感到那些身世富裕的犹太学生看不起他，觉得他来自工人阶级下层；然而那些非犹太的学生和老师，又因为他是犹太人而冷落他。为了跳出个人的困境，他十分用心地学习法语，一头扎进了法国和欧洲的文学和哲学里。他觉得犹太以及阿拉伯的东西都是“东方”的，都是缓慢而守旧的，他想要加入“西方”。

他思考1920～1930年代西方人热衷思考的问题：机器时代能否带来世界和平？如何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社会？艺术与道德之间有没有必然的联系？他觉得，这些问题远比在犹太安息日能否开车上街（按照犹太律法是严禁的）更为神圣。他靠着刻苦，在高中赢得了学生能够赢得的最高的荣誉；他进了综合性大学，想靠从事学术研究而真正进入“世界”。他退出了所有犹太生活方式，同父亲吵到势不两立。

然而，正当他冲着自己的“欧洲人”梦想而去的时候，第二次世界大战打响了。法国战败投降，法国在北非的殖民地也都落入德国人的控制。德国人，以及被德国人支使的法国人，一心抓捕突尼斯的犹太人，迫使他们像欧洲各地的犹太人一样，被关入隔离区和劳动营，胸前佩戴六角黄星。莫迪盖感到他的希望破灭了，“欧洲”将他打回原形，拒绝了他的加盟。

可是命运继续展开它阴差阳错的勾当。由于莫迪盖一直上着精英学校，虽然他对学校里那些犹太富二代十分厌恶，可那些人都靠着家里人出钱而躲过了迫害，而他也就被稀里糊涂地算作其中一员，从而并没有受到他似乎“理应”受到的迫害。这相当于，他被他讨厌的那些学生给救了。在一种尴尬之心的驱使下，他主动申请到劳动营里去当班，去跟那些被强制劳动的犹太难民在一起。

他寻找归属感的下一次尝试，是在听说戴高乐将军挂帅“自由法国”运动的时候。“自由法国”要完成复国大业，莫迪盖想当一个法国人的愿望复萌，就离开了劳动营，去投奔他心中真正的“组织”。可是他再一次失望了，“自由法国”的人一看他的名字就拒绝了他——“莫迪盖”是一个标准的犹太名字。他还被告知，如果他能改叫一个穆斯林的名字，就可以进来了。在小说结尾时，莫迪盖写下了他的大名“Mordechai”，然后走出了“自由法国”的军营。

曼米与加缪

《盐柱》的故事大部分都是曼米的自传，他把自己在“犹太”这个小群体里时出时入的状态复制到了莫迪盖身上。每一次做出决定，他都不愿再回头，可事实上他又不得不屡次回头。回头的经历多了，一个后果就是，就算没有人赶他、排挤他，他也难以再产生真正的归属感了。

现实中的曼米，1939年19岁的时候离开突尼斯，来到了另一个法属殖民地——阿尔及利亚，进入阿尔及尔大学攻读哲学。这所大学出过一位名人，和曼米一样也叫“阿尔贝”，他就是作家阿尔贝·加缪。曼米比加缪小七岁，他深读过加缪的成名作《局外人》，自己后来也写了一本名为《局外人》的小说（1955年）。

然而，加缪通过小说所叙说的“局外”感，和曼米的并不一样。加缪虽然也是在北非殖民地生长起来的，可他并非犹太人，而是正宗法国人的后裔；他在二战期间去到法国，加入抵抗运动之中是毫无障碍的，这段经历也给了他以政治资本与声誉，大大帮助了他在战后跃升为法国知识分子的领袖人物（尽管他一直讨厌那些知识界大佬，为此觉得自己是“局外人”）。这样的条件可是曼米不具备的。他要从北非进入欧洲，并不属于“回归”，他需要付出更大的力气。

二战结束后的1946年，加缪已经进入自己的巅峰岁月，而曼米则来到法国，在巴黎大学继续学业。5年以后，显然是因为得不到法国的接纳，他又回到了突尼斯。那时，殖民地的独立运动正在勃兴，始终苦于无法摆脱犹太小族群身份的他，觉得如果突尼斯能够独立，建成一个真正的多民族共存的社会，那倒是一件很好的事。在法国国内，左翼知识分子风头正劲，他们都反殖民，也多少有一些世界大同的理想，希望北非的摩洛哥、突尼斯、阿尔及利亚能够一举赢得自己的未来。

但还是应了那句年轻的老话：理想丰满，现实骨感。这三个国家都是多民族混居、多信仰并存的，如何解决权力分配，以及每个族群和每个个体的归属感，与如何以较小的代价赢得独立一样，都是它们要面对的大课题。阿尔及利亚的情况最为复杂，因为那里的法国人最多，足以形成反对殖民地独立的政治力量。法国政府对此难以决断，因此，阿尔及利亚的暴力冲突从1950年代中期开始加剧，“民族解放阵线”频频制造恐怖事件，又引来了宗主国的恼怒和军队入驻。

加缪就是在那时进入他成名以后最辛苦的一段时期：在法国和北非故乡之间来回奔走，促进民间的和解。1955年，曼米终于认识了加缪，此时《盐柱》正好要出新版，他就请加缪写序。加缪欣然同意。这篇短序，行文风格具有鲜明的加缪特色，仿佛轻松写意一般，就点到了所有沉重的、紧张的“穴位”：

“这是一位来自突尼斯的法语作家，他既不是法国人，也不是突尼斯人。他是个犹太人，这么说很困难，因为从一个意义上来讲他不想做犹太人。在我们面前的这本书有个奇特的主题，那就是，对一个法国文化背景的突尼斯犹太人来说，事实上他无法成为任何一个人。所有其他人都教会这个年轻人拒绝，他——也就是这个故事的作者——只能靠着拒绝得更为彻底来界定他自己，他拒绝，通过拒绝，他站在了世界的对立面。”

当然这些紧张关系也是加缪自己所时时盘思的，“站在世界的对立面”，类似的意思也经常出现在加缪笔下。曼米告诉加缪，他对《盐柱》的结尾不太满意，他事后这样回忆加缪的回答：“他告诉我：每本书都是作家生涯里的一个特殊时刻。你不要去改动它了。一个作家必须尊重他自己的工作。”

加缪的序言起到了意料之中的效果，《盐柱》的知名度大增，还摘取了费讷翁文学奖。然而，曼米却并没有就此成为加缪的铁杆支持者。自我疏离的经验教给了他不做任何人的follower的自觉。在他当时所写的政论、杂文中出现了“好心肠的殖民者”一词，用来指代那些支持殖民地独立的法国左派——其代表人物就是加缪。他说，加缪对被殖民者的支持是不彻底的，因为他不愿坐视自己人（即殖民地的法国人）在北非的末日到来。他在两边之间左右为难，发现自己所能做的特别有限，因此，他的命运只能是陷入沉默。

曼米这篇题为“加缪，或好心肠的殖民者”的文章，最后的结论是，生于北非的加缪注定不能谈北非问题，“与北非有关的一切都使他瘫痪”。文章发表于1957年年底。这可不是个一般的时刻，当时加缪正获得世界性的荣光——在斯德哥尔摩接受该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再没有哪个获奖者承受像他那样大的压力了：当地的媒体、评论家、学生、社会活动分子，尤其是一个阿尔及利亚裔学生，都不许他沉默，逼着他回答跟北非有关的问题，表明立场，是支持殖民地，还是支持宗主国。

加缪回答了。他对那个学生说：你之所以还能站在这里向我提问，你之所以还能拥有你的一帮同志，正是因为我的和平活动起了作用。然后，他又说出了那句被传为佳话的肺腑之言：“如果我母亲、我的家庭被阿尔及尔的暴乱所威胁，那么在正义之前，我要先保卫母亲。”

这之后，加缪继续撰文来回答曼米。他说，他能够在法国和阿尔及利亚两边之间找到一个中间立场（虽然实际上它并不存在），那就是保卫家庭和亲人，同他们团结一致，希望自己的家庭至少能在乱局之中幸免于难，“并通过幸存得到一个机会来表现他的正直”。“如果连这都不算光荣，不算真正的正义，那么我想，这个世界上就没有任何有用的东西了。”

当然，这种诉诸情感的回答感染力有余，可操作性是不足的。加缪无疑就是一个“好心肠的殖民者”。曼米有足够多的理由批评法国左派，因为他是看到了真实情况的人。他的祖国突尼斯，趁着阿尔及利亚的乱局引走了主流舆论和政治火力，在1956年成功独立了（摩洛哥也在几乎同期独立），然而这个新国家并没有像之前被期待的那样，设法去实现民主和平等。占优势的穆斯林人群手握政权，还要扩大自己的势力，挤压人数仅有5万左右的犹太族群的生存空间。单凭这一点事实，曼米就觉得自己从法国向北非的这次“回头”再次证明了“盐柱”的教训是真的。故土不能眷恋，尽管不能眷恋的理由和当初有所不同。

他也就此确信，法国左派们都只管大方向，不会去在乎独立后的殖民地制度建设的细节，不会去关心它压迫、驱逐弱势民族的后续报道。

曼米与萨特

在这两年里，曼米转入了非虚构写作。他日后倒是有一件事情可以为之骄傲，那就是，除了加缪，萨特——另一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以及与加缪齐名的知识界领军人物——也给他的一本书写了序。这本书就是1957年发表的《殖民者与被殖民者》。此书的部分章节曾在萨特主持的《现代》杂志上发表，萨特还给曼米撰写了书评。

他跟萨特认识得更早些，那是1953年，萨特已是呼风唤雨的“公知”，他邀请曼米做一期突尼斯特刊。在晚年的一次访谈中，曼米回忆了萨特邀他来《现代》做客时的慷慨大度，但他说，自己很快意识到了萨特的“危险”。“我这么一个年轻人，同像他这样一位成功的、能量巨大而又广受崇拜的人物过从是危险的。”这是委婉的说法；实际上，一想到那间房间里的人看到他时心照不宣的共识（“又来了一个小崇拜者，哈”），他就不可能成为这里的常客。

所以，因他那种独立而疏离的个性，他与加缪及萨特的来往仅限于此。他也没有答应萨特的邀约，只在《现代》开了几次编辑会，就远离了那群人。可是，萨特的序言却出现在了《殖民者与被殖民者》一书中，并且像加缪的序一样有用：书出版后的五六年内，也就是阿尔及利亚混乱最为严重的那些时日，这本书被连续加印，成为不可不读的名著之一。

萨特将之前对曼米的评论文章扩充成了序言，在其中，萨特称赞曼米“不代表任何人，但同时又是一切人，也就是说，他是一切人之中最出色的见证者”。萨特说，这本书是应该让欧洲人好好读读的：“（我们）只能通过他的两眼来看非洲焚毁的土地；否则我们只能看到火。我把这本书，推荐给那些被这种敲诈勒索吓怕了的人。”

利用这篇序言，萨特演练了他个人对于殖民和被殖民问题的讨论。他把殖民主义视为一个“体系”，是一种系统的、制度化的剥削，殖民者通过剥削被殖民者以自肥，并基于个人的种族观念来欺压那些有色人种。然而，这种偏马克思主义的结论，并不是从曼米的书中读出来的。在曼米对殖民地的叙述中，人们能够形成的最深刻的印象之一，是被殖民者的懒惰和愚蠢。这当然与殖民者的长期“愚民”和镇压不无关系，但是曼米并未从中直接看出阶级斗争的因素，而是拿它当一个客观事实来书写。

在殖民地，“一方扭曲成了压迫者，狭隘、不忠、背信弃义，只想着自己的特权和保护；另一方沦为被压迫的生物，他们的成长被打断了，他们以挫败同压迫者相妥协”。对此，曼米没有给出任何的解决方案。可以说，这本书中的他比萨特还像萨特，潜心刻画一个个体所置身的“处境”。他说，殖民主义是一种处境，人生在这里，就落入其中。他这样写，完全是出于一个“局外人”的切身体验：在突尼斯和阿尔及利亚，他都既不属于压迫者，也不属于被压迫者。

这个身份让人想起加缪发表于1946年的一组文章，总称为“不当刽子手也不做受害者”。他主张一种新型的政治信条：不选边不站队，从而既不加害人也不被人加害；他还坚决抵制马克思主义的斗争政治学。后来，萨特多次讽刺他，说他在做梦——你生而为法国人，你就是在殖民者一边的。但曼米却可以做到双重的“不属于”。他是一个小民族出来的身家平凡的人，因而有机会去做一个疏离者，有时这种疏离演变为了行动——逃离，不能回头的逃离。甚至连自己生来所在的那个小族群，他都想逃离。

曼米与戈迪默

就在《殖民者与被殖民者》发表前不久，曼米从突尼斯重返法国，这一次他没再走，而是一直待到拿到了国籍。他从1960年代之后的著作较多地关心犹太人问题：他也变得现实了，开始承认，如果作为一个个体，可以在任何环境里都选择疏离，自我边缘化，“局外化”，可是作为一个群体——比如犹太人——在很多情况下是必须去做压迫者的，因为这是唯一的生存之道，否则的话，就要沦为被压迫者。

所以，当1970年代以色列—巴勒斯坦冲突升级，吸引了世界的关注时，曼米写了一本新书《去殖民化和被殖民者》。他多少以一个“殖民主义专家”的身份表示，他不认为以色列是“殖民”了巴勒斯坦，因为犹太人的国家要求生存，就必须这样做，他们有这个权利；他们不是当年的法国，如果不殖民的话还有自己的国土，他们是当年突尼斯的穆斯林：“阿拉伯人的独立与发展，我以前支持，现在仍然支持，那为什么我就不该对自己的民族持有相同的愿望呢？”

可是，为了让自己的原则前后一贯，他又说占领巴勒斯坦是“不可接受的”，因为毕竟，巴勒斯坦人也是一个民族，也有权独立。曼米不愿放弃这种立场上的一碗水端平，自然无法加入到任何一个政治行动之中，成为它的主力吹鼓手。即使他获得国籍，长居法国并以法文写作，在法国也较少有人把他看作“自己人”。那种疏离的感觉，谁都不归属的感觉，是刻写在他的气质里面的。

曼米的《殖民者与被殖民者》2003年重版时，又有一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南非作家纳丁·戈迪默为之写序。在肯定了一番后，戈迪默批评了曼米过于“个人化”的风格，她说，以这部书的主题而论，他应该考虑得更加“普世”一些，应该让像她那样的南非人，能够更多地联系到1990年代种族隔离的南非。

这个批评当然正确，可是曼米就是如此，从《盐柱》开始，他一向就只能代表他自己。他在晚年回忆加缪和萨特时说的话也是这般不温不火，一派淡然疏离的味道：“他们的序让我的书卖得很好，我当然很感谢他们。”他从未想成为任何名人的注脚，反过来也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