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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小川:从七方面应对疫情及后疫情时代的潜在风险

第一财经 2020-07-23 11:12:25 听新闻

作者:周小川    责编:任绍敏

疫情发展态势决定着未来的经济复苏路径以及潜在风险,在制定经济和金融政策时,首先需要观察抗疫情况。

第一,目前最值得关注的问题依然是疫情发展,疫情每天都在动态变化之中。

两个多月前,在G30(Group of Thirty)关于疫情及其对策的视频研讨会上,我提出,疫情将使得某些经济活动,特别是需要人员接触的服务行业,陷入暂停状态。如果疫情能够被克服,就可以放开暂停键,后来有人把疫情冲击总结为“大暂停”。

在那场会议上,G30中的一些西方代表认为,不用担心发达国家的疫情扩散,发展中国家更值得担心,特别是非洲国家,因为这些国家的基础设施、医疗卫生科技落后,一旦出现问题将会非常危险。

但我当时认为,未来疫情蔓延的实际情况不一定如此。后来我们看到,在5月份至6月初,西方国家的疫情反而更加严重。但西方国家的预言也命中了一半,一些新兴市场国家如巴西、印度、俄罗斯的疫情发展确实非常猛烈。

“大暂停”的另一层含义是,虽然宏观经济政策有可能缓解疫情冲击,但却无法代替抗疫本身。只有在疫情得到控制后,社会隔离才能真正解除,因此我们需要特别关注抗疫的效果。

从中期来讲,抗疫效果最终取决于疫苗;但从短期来讲,由于各个国家抗疫措施和政策倾向不同,抗疫效果也存在巨大差别。新兴市场经济体中,特别是拉丁美洲、中东和南亚这三个地区,确诊病例上升猛烈。中国的数据最开始排名第一,有8万多例确诊病例,到后期逐渐下滑,现在中国的数据排在25、26名左右。中期,西方发达国家的确诊人数排名靠前,后期被新兴市场经济体反超。

大家往往关注疫情严重的国家,但很少关注确诊人数少的国家。韩国共有一万多名感染者,日本共有两万多名,和西方国家相比,日韩的疫情暴发程度相当缓和。值得关注的是,中国南部的邻国,如越南、老挝、柬埔寨、缅甸等,这些国家疫情感染人数非常少。到目前为止,越南感染者382例,因疫情死亡0例;缅甸感染者399例,死亡6例;柬埔寨感染者171例,死亡0例;老挝感染者19例,死亡0例。和全球大部分国家相比,这样的疫情表现是非常突出的。但跨过缅甸南部边界到南亚地区,疫情则较为严重,如孟加拉国感染者达20万人,印度达100万人,巴基斯坦接近30万人。

可见,亚洲的各个发展中国家受疫情影响的差别很大,这一问题值得我们进一步观察、研究与思考。总体而言,在制定经济和金融政策时,首先需要观察抗疫的情况。

第二,在宏观经济政策响应方面,大家往往关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短期效果,但在政策制定过程中,往往面临着中短期影响的两难选择。因此,政策的中期效果同样值得关注,需要对此展开进一步的研究与论证。

第三,疫情将会对微观经济产生重大影响。疫情之后,企业和家庭等微观主体的行为模式和需求模式将会发生较大的变化,对此要进行充分的预先研究,才能较好地加以应对。

第四,微观变化和结构性变化相互关联,疫情之后,我们将会看到与想象中不同的结构性变化。在研究和制定政策时,应当避免一味追求恢复之前的状态。结构性变化主要是以下两点:

首先是疫情之后,人们更加倾向于“数字化生存”。数字化生存是上世纪90年代《Being Digital》一书提出的概念。今后,在生活方式、交流方式等各个方面,数字化趋势将会更加突出。

其次是ESG(Environment, Social and Governance)理念将更加深入人心。ESG在市场行为和决策方面的权重将会有显著提高,需要充分重视这一变化。在宏观层面,总需求的提升不仅是恢复疫情前的需求,同时要在新的领域中,如ESG领域、绿色发展领域,谋求新的增长点和新的需求。

第五,关于对外开放。此前,在中美贸易摩擦中,中国坚持了正确的选择,中央强调“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疫情发生后,一部分国家选择了保护主义的道路,对疫情以及超越疫情的的许多问题采取了“甩锅”的态度,形成对比的是中国选择继续扩大开放。但在未来进一步开放的过程中,我们也需要认真考虑以下问题:

首先,选择“甩锅”、采取保护主义措施的始作俑者必然有错在先,但另外一方是否必然跟随着选择报复?从维护民族尊严,从外交和政策的层面考虑,一定的反击是必要的。但另一方面,报复也可能会影响到开放程度,可能会使得全球化和多边主义面临更加复杂的局面,因此需要做好分析和权衡。

此外,美国以国家安全为由挑起一系列事端,开启了“以国家安全为名,行保护主义之实”的先河。我国也高度关注国家经济安全和其他方面的安全,但如果“安全仗”持续进行,也将对开放程度产生影响。

在对外开放方面,我们需要做更细致的研究和权衡工作,要以更加开放、更加支持全球化和多边主义的态度,迎接疫情和后疫情时代的挑战。

第六,金融稳定方面。历史上约80%的危机起源于实体经济方面的问题,并最终反映为金融危机。

例如,美国房地产政策失误引发的问题,反映在了次级贷款上,次贷危机则迅速引发了全球金融危机。可见,实体经济问题容易导致金融问题的加速暴露。

目前来看,疫情对实体经济产生的冲击,并没有在第一阶段对金融领域造成太大的影响,并没有发生金融危机。但我们依然需要提高警惕,回顾历史可以发现,实体经济危机很可能冲击金融系统,造成金融不稳定,而金融不稳定也将反过来进一步恶化实体经济,形成恶性循环。因此,需要在研究和制定政策时对金融稳定问题未雨绸缪。

第七,疫情对金融基础设施提出了更高要求。

一方面,“数字化生存”在金融领域的重大变革,可能主要体现在支付模式上。新形势之下,对于数字化支付系统的需求会更大,这方面可供应用的技术创新也更多。在支付系统方面,未来可能面临着很多机会,需要加深研究。

另一方面,金融基础设施的覆盖范围要更加广泛。需加紧巩固金融基础设施,减少问题、提高效率,为新的经济增长发展模式做好准备,提供新的支撑。

此外,由于数字化生存和未来人与人接触频度的变化,今后我国金融业的就业模式也可能会发生巨大变化。

(作者系中国金融学会会长、中国人民银行原行长)

第一财经获授权转载自微信公众号“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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