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小川：从七方面应对疫情及后疫情时代的潜在风险

第一，目前最值得关注的问题依然是疫情发展，疫情每天都在动态变化之中。

两个多月前，在G30（Group of Thirty）关于疫情及其对策的视频研讨会上，我提出，疫情将使得某些经济活动，特别是需要人员接触的服务行业，陷入暂停状态。如果疫情能够被克服，就可以放开暂停键，后来有人把疫情冲击总结为“大暂停”。

在那场会议上，G30中的一些西方代表认为，不用担心发达国家的疫情扩散，发展中国家更值得担心，特别是非洲国家，因为这些国家的基础设施、医疗卫生科技落后，一旦出现问题将会非常危险。

但我当时认为，未来疫情蔓延的实际情况不一定如此。后来我们看到，在5月份至6月初，西方国家的疫情反而更加严重。但西方国家的预言也命中了一半，一些新兴市场国家如巴西、印度、俄罗斯的疫情发展确实非常猛烈。

“大暂停”的另一层含义是，虽然宏观经济政策有可能缓解疫情冲击，但却无法代替抗疫本身。只有在疫情得到控制后，社会隔离才能真正解除，因此我们需要特别关注抗疫的效果。

从中期来讲，抗疫效果最终取决于疫苗；但从短期来讲，由于各个国家抗疫措施和政策倾向不同，抗疫效果也存在巨大差别。新兴市场经济体中，特别是拉丁美洲、中东和南亚这三个地区，确诊病例上升猛烈。中国的数据最开始排名第一，有8万多例确诊病例，到后期逐渐下滑，现在中国的数据排在25、26名左右。中期，西方发达国家的确诊人数排名靠前，后期被新兴市场经济体反超。

大家往往关注疫情严重的国家，但很少关注确诊人数少的国家。韩国共有一万多名感染者，日本共有两万多名，和西方国家相比，日韩的疫情暴发程度相当缓和。值得关注的是，中国南部的邻国，如越南、老挝、柬埔寨、缅甸等，这些国家疫情感染人数非常少。到目前为止，越南感染者382例，因疫情死亡0例；缅甸感染者399例，死亡6例；柬埔寨感染者171例，死亡0例；老挝感染者19例，死亡0例。和全球大部分国家相比，这样的疫情表现是非常突出的。但跨过缅甸南部边界到南亚地区，疫情则较为严重，如孟加拉国感染者达20万人，印度达100万人，巴基斯坦接近30万人。

可见，亚洲的各个发展中国家受疫情影响的差别很大，这一问题值得我们进一步观察、研究与思考。总体而言，在制定经济和金融政策时，首先需要观察抗疫的情况。

第二，在宏观经济政策响应方面，大家往往关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短期效果，但在政策制定过程中，往往面临着中短期影响的两难选择。因此，政策的中期效果同样值得关注，需要对此展开进一步的研究与论证。

第三，疫情将会对微观经济产生重大影响。疫情之后，企业和家庭等微观主体的行为模式和需求模式将会发生较大的变化，对此要进行充分的预先研究，才能较好地加以应对。

第四，微观变化和结构性变化相互关联，疫情之后，我们将会看到与想象中不同的结构性变化。在研究和制定政策时，应当避免一味追求恢复之前的状态。结构性变化主要是以下两点：

首先是疫情之后，人们更加倾向于“数字化生存”。数字化生存是上世纪90年代《Being Digital》一书提出的概念。今后，在生活方式、交流方式等各个方面，数字化趋势将会更加突出。

其次是ESG（Environment, Social and Governance）理念将更加深入人心。ESG在市场行为和决策方面的权重将会有显著提高，需要充分重视这一变化。在宏观层面，总需求的提升不仅是恢复疫情前的需求，同时要在新的领域中，如ESG领域、绿色发展领域，谋求新的增长点和新的需求。

第五，关于对外开放。此前，在中美贸易摩擦中，中国坚持了正确的选择，中央强调“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疫情发生后，一部分国家选择了保护主义的道路，对疫情以及超越疫情的的许多问题采取了“甩锅”的态度，形成对比的是中国选择继续扩大开放。但在未来进一步开放的过程中，我们也需要认真考虑以下问题：

首先，选择“甩锅”、采取保护主义措施的始作俑者必然有错在先，但另外一方是否必然跟随着选择报复？从维护民族尊严，从外交和政策的层面考虑，一定的反击是必要的。但另一方面，报复也可能会影响到开放程度，可能会使得全球化和多边主义面临更加复杂的局面，因此需要做好分析和权衡。

此外，美国以国家安全为由挑起一系列事端，开启了“以国家安全为名，行保护主义之实”的先河。我国也高度关注国家经济安全和其他方面的安全，但如果“安全仗”持续进行，也将对开放程度产生影响。

在对外开放方面，我们需要做更细致的研究和权衡工作，要以更加开放、更加支持全球化和多边主义的态度，迎接疫情和后疫情时代的挑战。

第六，金融稳定方面。历史上约80%的危机起源于实体经济方面的问题，并最终反映为金融危机。

例如，美国房地产政策失误引发的问题，反映在了次级贷款上，次贷危机则迅速引发了全球金融危机。可见，实体经济问题容易导致金融问题的加速暴露。

目前来看，疫情对实体经济产生的冲击，并没有在第一阶段对金融领域造成太大的影响，并没有发生金融危机。但我们依然需要提高警惕，回顾历史可以发现，实体经济危机很可能冲击金融系统，造成金融不稳定，而金融不稳定也将反过来进一步恶化实体经济，形成恶性循环。因此，需要在研究和制定政策时对金融稳定问题未雨绸缪。

第七，疫情对金融基础设施提出了更高要求。

一方面，“数字化生存”在金融领域的重大变革，可能主要体现在支付模式上。新形势之下，对于数字化支付系统的需求会更大，这方面可供应用的技术创新也更多。在支付系统方面，未来可能面临着很多机会，需要加深研究。

另一方面，金融基础设施的覆盖范围要更加广泛。需加紧巩固金融基础设施，减少问题、提高效率，为新的经济增长发展模式做好准备，提供新的支撑。

此外，由于数字化生存和未来人与人接触频度的变化，今后我国金融业的就业模式也可能会发生巨大变化。

（作者系中国金融学会会长、中国人民银行原行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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