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街头暴乱新闻不断，该如何看待群众和暴力？

《华盛顿邮报》近有一篇分析文章，谈了在乔治·弗洛伊德遇害后各地爆发的激进运动中，那些自由主义白人的态度变化。其中说到，明尼阿波利斯富人区的一个居民，名叫梅雷迪思，本来是个极正常的年轻自由主义者，就本能而言，她当然要反对暴力行为，支持和平的示威，可是，当明尼苏达的抗议示威变成了当街打砸抢以及警民冲突时，她这次的立场不是反对暴力，而倾向于暴民了。

对在大火中损失惨重的商家的同情，以及对暴力可能降临到她自己的街区的忧虑，都没能阻止她说出“破坏行动完全有理由，是完全正当的反应”这样的话，她相信，此乃人们在以巨大的愤怒表达正义之心——“我尽力促使自己理解掠夺行为”。

梅雷迪思并非个案，起码在文章作者眼里并不是。许多与她背景相似的人都是这么看的，由此，她自己原先的立场也一点点动摇。这时就用得上一句你恐怕从未听过的格言，或类似格言的话：“人群在任何地方、任何时代的任何文化中都是一样的，人群一旦存在，它就会以最暴力的方式蔓延。”

卡内蒂在他的《群众与权力》里写了这句话。他为写此书，前后花了20年之久，书中最具特色的一个章节，标题叫“群众象征”。他说火是群众的象征：“火会逐渐扩大，蔓延开来，火是贪得无厌的……火是繁多的……火是可以毁灭的……火的天然敌人是水……火在到处都是一样的。”他又说海是群众的象征：“海洋有声音……这种声音中令人印象最为深刻的是坚韧性。海洋从不睡觉……海洋是无所不包，而且填不满的。百川归海，但海洋并不因此真正增长。”他又说风和雨是群众的象征，虽没有海的恒久性，但“雨是处在解放时刻的群众，也标志着群众的瓦解”。

人物简介：埃利亚斯·卡内蒂(Elias Canetti，1905~1994)， 英国籍德语作家，被誉为20世纪最重要的文学大师之一。卡内蒂出生于保加利亚，随家人移居英国曼彻斯特，后又随母迁至维也纳，自此来往于德奥之间。1938年纳粹侵占奥地利，卡内蒂迁居伦敦，并于1952年入英国国籍。卡内蒂终生将德语作为自己的文学语言，最具影响力的有小说《迷惘》(1935)，政论《群众与权力》(1960)，戏剧《虚荣的喜剧》(1950)、《婚礼》(1964)，自传三部曲《获救之舌》(1977)、《耳中火炬》(1980)、《眼睛游戏》(1986)，笔记《人的疆域》(1973)、《钟表的秘密心脏》(1987)、《苍蝇的痛苦》(1992)等。1981年因其作品具有“广阔的视野、丰富的思想和艺术力量”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他还说群众似森林，似河流，似谷，又像沙，像石堆，还像财宝：“数量迅速增加带来的快意，在财宝上表现得最明显。”以如此种种的类比，他企图穷尽对聚集的人群的各种感性印象，而普通读者如我，则只有一个感受，即要像躲避火灾、海啸、雪崩、蝗虫一样躲避群众，以免被其吞没。

在暴乱新闻纷纷不断的时代，重看《群众与权力》这部1960年左右问世的书，于我们有何益处呢？

《新共和》的报道指出了一个令人忧心的情况，即群众暴力正在赢得那些富于理性的自由派人士的认可和支持，同时，“和平示威”越来越成为一个自相矛盾的概念——只要示威，就不可能做到从头到尾一定“和平”。对于群众暴力的危险，最早研究群众心理学的人，如古斯塔夫·勒庞，便早有提示，不过勒庞身处现代性的初期，他在1895年出版的《乌合之众》表达的是一种深受启蒙影响的个人主义者的姿态，一种藐视“群氓”的绝对的精英立场，以后来的标准看，它也堪称一部种族主义烙印深重的作品。勒庞绝想不到，来到21世纪，“群氓”会拥有如此良莠贤愚高度混杂的水平。

再看卡内蒂。《群众与权力》和《乌合之众》只有些微貌似，二者在行文风格、体裁、主要观点，最关键的是作者的“趣味”上，都迥然不同。卡内蒂不是勒庞那样高高在上地俯视“群氓”的人，他的姿态比较接近一个昆虫学家，把群众当作标本来分析，群众不仅显得缺乏智力，甚至往往失去了人类的生命体征，成为自然现象的一种。而他在这样做的时候，也并不像勒庞那样表达极度的轻蔑，也不像《狂热分子》的作者理查德·霍弗那样，以刀刀见血的剖析的快意为追求，而是摆出了“与我无关”的疏离之态。

而这种疏离，说穿了，是卡内蒂所经历的那个社会、那个时代的感染所致。他第一次见识群众的力量，是在1922年的法兰克福。法兰克福属于在一战中战败的德国，而德国，以及以维也纳为中心的奥地利，又属于一个整体上正在瓦解的社会—政治世界。自由派资产阶级建立了魏玛共和，但持续软弱，激进左派发动的革命则被镇压，逐渐弥散的氛围是咄咄逼人的民粹主义，表现为大众极容易被煽动起来，发出巨大的喧嚷并转化为暴力的发泄。

这个时代的一批中欧知识精英，不约而同都关注到了这一群众现象，小说家赫尔曼·布洛赫、罗伯特·穆齐尔、约瑟夫·罗特，都不同程度地在自己的作品里有所刻画。然而，他们都处在德国败落、奥匈瓦解的绵绵余绪中，看不到政治上的出路何在，因此对于这般社会景象，他们给出的回应是颓废和逃避：承认一切都无可挽回，进而为自己的承认而陶醉——他们施展才华，沉浸到创作和对创作的欣赏之中。

卡内蒂在回忆录中，谈到了1922年因政治家瓦尔特·拉特瑙遭暗杀而引发的社会暴乱。拉特瑙是举足轻重的政坛人物，是犹太裔工业家，当时担任魏玛共和国的外长，然而卡内蒂并无心探讨此事的是非，或对动荡的时局展开思考，而是像个初来此地的局外人一样，只震慑于暴乱本身的“壮观”：他说，人群展现的力量巨大而又神秘，是一个“谜中之谜”；他发现，在人群中，“人感受到的任何东西都不是为了自己而感受到的”；人不再到处与他人的自私相遇，相反“被无私所包围”，感受到这无私时，你会为之振奋，也会情不自禁地发抖。

五年之后，又一起群众事件加深了卡内蒂的感受。1927年7月15日那天，维也纳发生了一起谋杀工人的事件，群众愤而涌上街头，还点燃了司法部的大楼。时年22岁的卡内蒂又在现场，他看到，有一个人站在火堆外边哀声叫道：“档案都被烧了！都被烧了！” 人群自发形成，并无可识别的领袖，而推进到高潮时则是一场大火——这一系列观感，就此给《群众与权力》中火的类比奠定了基础；此外，卡内蒂在1935年出版的小说《迷惘》的核心情节，也是基于这段见闻而来——《迷惘》的主角，一个汉学家兼书虫彼得·基恩，就是极端“敬惜字纸”之人，而他的结局却是把自己引以为豪的私人图书馆付之一炬，还在火中大笑。

卡内蒂所认知的群众，当然毫无积极的一面可言——他绝不会从中看到如18—19世纪历次法国革命中的那种推动历史进程的“人民”。然而，在某种程度上，他却相信群众是以其消极的破坏力代表了历史的发展方向，即一个在混乱中通往衰退的方向。卡内蒂惯于描绘偏执的人物，《迷惘》中的彼得·基恩就是一例，他本来躲进小楼，埋首书堆，拒绝了解外界的一切变幻，却忽然又被从书中走出的孔夫子说服，娶了图书馆的管家、恶女泰莱瑟，就此开始倒霉。而事实上，在撰写《迷惘》之前，他还构思了一系列偏执狂，打算以每个人为主角写一本小说，其中有挥霍无度的，有痴迷于真理的，有狂热信教的，等等，之所以没写，估计是因为卡内蒂逐渐领悟到，这类人物写一次就够了。

偏执狂患者都不会思考，或者说，只会朝某一方向上思考。而群众这个现象，在卡内蒂眼里，就证明人普遍不具有完善的思考能力。因此，他用“本能”来标注人的行为的基本特征，他说人的“人格本能”会受到另一种本能——人群本能的干扰，而这两者之间的冲突则可以解释历史的秘密所在。这个观念让他写作的意义陡然飙升。正如马克思认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推动了历史前进那样，卡内蒂貌似也给出了自己的历史动力学：历史就是人群不断侵略进而吞噬个体，就是个体捍卫自己的本能不断地被加入人群的本能所兼并。

他在把《群众与权力》寄给汉堡的出版商时，做了如下笔记，当年他已55岁了：

……无论从哪个角度看，我成年后的人生都被写这本书的想法填满了，自从我来到英国，在过去的二十年，虽然中间有几次不幸中断，但除了写这本书外，我几乎什么也没做。

这样做值得吗？我是不是本可以写更多的书呢？该怎么说呢？我只能这么做，我被一种无形的力量逼迫着这么做。

在我想法成型之前很久就已经跟别人聊过它。为了多给自己一点约束力，我尽最大的努力让人们知道我要写这本书。当我所有的熟人都鼓励我完成这本书时，我却一直拖到最后一秒才写完。我曾经最好的朋友，在这些年里已不再信任我了，不过这本书确实写得太久了，我不会怪他们。

我现在可以告诉自己，我成功地扼住了这个世纪的咽喉。

抱负十分宏大，激荡人心。不过，“扼住世纪的咽喉”一说更像出自尼采之口。事实上，《群众与权力》完全不是一本严谨的社会学著作，而是一本尼采式的诗学作品——它写的是一种群众诗学，是审美的而不是思辨的，是感性的而非理智的，重临床观察而轻资料分析，它是个人哲思的充分发挥，而不是一部建立在缜密推论之上的心理学著作。

人群有像火的，有像风的，有像水或金银财宝的；人群有开放的，有封闭的，有缓慢的人群，也有飞翔的人群。卡内蒂有时作神秘状，透露说，他的某些观点犹如启示得来，有时却又很日常，包含了大量对普通人物的观察。它最大的魅力，就在于不断地抛出断言而不做适当的论证，但这当然也是最大的缺陷，它很难成为学术援引的对象，反倒是被《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打动的人，必能找到很多感兴趣的东西。

书中最强的地方，就是描述群众如何运动——十足的画面感让我想到了亨利·柏格森。可是，卡内蒂几乎从未企图解释群众的集合体如何形成，很少给出证据。他援引了民间传说，引用了非洲土著为案例，却又缺乏分辨诸如婚姻关系、血缘关系和法律关系的能力。他不是一个够格的学者，无法更细地阐述群体的发生、演变和消失，但他却会生动地告诉我们，在群体行动解散后，个人又会被“弹回”到自己身上。

这本书是用来满足作者自己的。20世纪20年代在维也纳、柏林、法兰克福等德语城市的生活经历，让卡内蒂深信，群众既强大又不可解释，它没有源头，没有发生规律可循，即使有也无法遏制；基于此，指出并描述就是最好的解释了，然后大而化之，解释人类行为，也应该止步于指出群众的存在。例如他说，某人在教堂听布道，如果别人告诉他，“在场的大量听众给他的满足感比布道本身给他的满足感更多，他就会感到惊讶甚至愤慨”。又比如，他说《登山宝训》的意义在于打破了群众的自闭状态，让他们“重新感受到自身成长的感觉”。

而顺着火、海洋、森林、财宝这一套类比下来，卡内蒂竟然说，一大群精子游向卵子，也是群众之盲目性的一个象征。这样的类比越多，就越证明卡内蒂关于历史是混乱和衰落的观念有多么顽强。

假如万事万物、各种进程，都可以用群众现象来解释，那么人还能做点什么呢？对此，卡内蒂是不予回答的。而这正是他的朋友、赫尔曼·布洛赫质问他的地方。布洛赫认为他的《迷惘》写得太极端了，简直是在吓唬读者：让一个本质上无辜的书呆子意外落入黑暗的社会里，任人坑蒙拐骗，最后精神失常，烧掉自己的所有藏书，等等，“你这样写，是不是意味着你自己还没有找到出路，或者，你干脆怀疑出路根本就不存在？”

布洛赫问得有理。事实上，卡内蒂连怀疑都没有——他对“出路”在哪里干脆毫不关心。他回答布洛赫说，你把侧重点弄错了，我认为这个时代的关键问题不在于个体，而在于群众，在于集体。《迷惘》中的社会虽然多有玄幻，却抓住了当年维也纳和柏林真实的氛围，称之为刻画了一个时代的缩影，也不算过誉。只是卡内蒂那种不关心出路的态度，也是他的时代的气氛的一部分。不关心出路，意味着他也不必以写作来承担更多责任，而是安心地做一个审美家，甚至欣赏人群把个人淹没，到处燃起大火。

在我看来，卡内蒂不失为聪明人，我宁可去聆听他那些武断的论断，欣赏他的想象力和感受力，也不愿信任勒庞那种为了剖析社会而将自己从社会中摘离出来的作家。卡内蒂明白在人群这个题目上，自己最远可以走到哪一步，以及自己的优势在哪里。他不是马克斯·韦伯，不是埃米尔·涂尔干，更不是勒庞；他的原创性在于感受力，仅仅是那些不同一般的感受，诉诸文学性的表达，就是《群众与权力》的精华所在了。至于眼下的事，与其指望从一本60年前的著作中求取答案，倒不如再写一本新作，一本为我们这个时代的群众暴力而写的《群众与权力》，甚或《迷惘》。

《群众与权力》

[英]埃利亚斯·卡内蒂 著

上海三联书店·理想国 2020年6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