占领华尔街领军人物去世，他提出欠债还钱并非天经地义

法国哲学家贝尔纳·斯蒂格勒（Bernard Stiegler）一个月前自杀身亡后，曾与斯蒂格勒共事过的华人学者许煜撰文纪念，提到一件事：大约在2009年，伦敦大学戈德史密斯学院的社会学家斯科特·赖希曾牵头主办了一次讨论会，当时邀请了斯蒂格勒主讲，并请来了两个同行与他对话，一位是以研究数码资本主义著称的法国学者扬·穆利埃-布当（Jan Mourier-Boutang），另一位是英国的人类学家大卫·格雷伯（David Graeber）。在讨论会上，有个俄罗斯人站起来，称自己是个艺术家，是知名意大利哲学家乔治·阿甘本的崇拜者，然后他扒下裤子，当场拉了一泡大便。

许煜的缅怀文章自然不会强调这个重口味插曲，不过，看看在场的另一个人——格雷伯的讲述，却是一件有意思的事。1961年出生的格雷伯当时就在该学院任教，之前则当过耶鲁大学的教授，他和布当都关注资本主义在全球化时代的动向，按说与研究技术哲学的斯蒂格勒也能对上话。然而格雷伯却是这样说的：

“我在戈德史密斯学院时，有个家伙来演讲，叫斯蒂格勒，是个法国哲学家，不知大家知不知道这人，反正他因抢银行被关进监狱，在监狱里开始读海德格尔，貌似法国监狱会扔点海德格尔之类的书，让囚犯获得再教育……他真的被再教育了，看了海德格尔的书后很受启发，还给哲学家德里达写信，接下来事就顺理成章一件件发生了，最后他自己成了哲学家。”

格雷伯以这样轻蔑的口吻谈斯蒂格勒，谈那次会议：

“当时他要演讲，我被邀请去做回应人，就是他讲完后，我在台上再讲一通东西来回应他的演讲。一开始我拒绝了，我说我对海德格尔一点都不了解呀，我对科技什么都不懂呀，怎么可能去回应。邀请我的人就跟我说，去吧去吧，很好玩的，随便编一点东西就好了……我算是读过一些他的东西，就去了。他说到前三分之二的时候我感觉有点能听得懂他在讲什么。”

接着斯蒂格勒开始谈他在做的一套新理论，格雷伯表示他听不懂了：“感觉他在说乌尔都语。”他正琢磨着，主持人请他来发言了——

“我就只好开始瞎编一些东西了，我就说，哎呀我们需要把他的演讲‘放到一个更大的语境下来看，尤其是政治语境’云云。反正就这样胡说八道讲了十分钟，我觉得当时把自己搞成了个傻瓜。再接下来，那个俄罗斯人站起来先指责说他在胡扯，然后开始了自己的行为艺术，我记得当时我心里直想，你这个王八蛋，你怎么不早十分钟站起来呢？”

他是在自嘲，可一望便知，实际上是在嘲笑学术体制关起门来、自得其乐的虚伪。不过，敢于请格雷伯到场，研讨会组织者也真的需要勇气。格雷伯的砸场子脾性由来已久，例如，他写有一篇题为“政治与魔法”的文章，其中说2008年经济危机前，他参加了多次讨论会和研习班，听那些从事文化理论、科学研究甚至激进政治科学研究的学界新锐，用满嘴生造的术语命名他们发现的“种种前所未见的新型的社会权力”，指出现实中所发生的变化。有个面孔稚嫩的研究生表示：“我们左派必须向新自由主义者学一两手，因为老实说，他们在很多方面都领先我们一步，他们找出了从无到有创造价值的办法！”格雷伯挖苦说，这种办法，华尔街的要人们早知道了，就一个字：骗（scam）。可学术左派所用的那套术语词典里没有“骗”这个概念；他们只有表演（performance）。

谁能把自己当左派？左翼行动的“前沿阵地”上，都是些怎样的人在活跃？是这些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在福柯、德里达等理论家的影响下成长起来的“文化研究”人士吗？他们的前沿仅仅意味着在学院里开几个会，在期刊上发发文章，做点所谓独创性的分析。他们就不能坦诚一点，承认自己是在表演吗？但事实就是，现实世界中的人都遵循着一个一个圈子里既定的游戏规则，这样不仅安全，而且有利可图；就好比人人都默认了站在台上向千万人发言的那位是总统，而不是一个表演出总统的样子来的人——在一个学术讨论会的环境里，所有发言者都被默认为“切题”的人，而不是表演出切题的样子的人。

大卫·格雷伯永远不会切题。他的所有工作，从参与无政府主义运动，到做人类学—民族志方面的研究，都是为了破掉那个被人设定好的“题”。人类学家的基本修养，就是对人类活动方式的丰富多样性有着充分的认知，这些认知，除了转化成讲不完的新鲜见闻外，还可以起到一定的针砭现实的作用，能让人意识到，我们所身处其中的现实只是众多选项中的一个选项，是众多平行空间里的一个空间。格雷伯的身份前缀有“反资本主义”一词，他是个以反资本主义为己任的人类学家，兼积极参与的无政府主义者，他促使他的读者去设想资本主义之外的其他可能，并设法去创造产生这些可能性的环境。

这样的立场注定了格雷伯不会只满足于做一些“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式的研究。在2017年的《规则乌托邦》一书中，他就重申了自己是以无政府主义的原则来从事学术探究的，这个原则就是要“在现实上凿出一个洞”，如果凿不出来，那就另造一个现实。他最负盛名的作品当数2011年出版的《债：第一个5000年》，这不属于时下流行的那类“从XX角度看世界/历史”的书，他一上来就推翻了亚当·斯密的经典理论，即货币是以物易物贸易发展到一定阶段后，为了增加商业效率而产生的。他认为，货币是国家—社会为了自己的利益，主要是为了打造战争机器而创设的。人类社会生活中的关系是极为复杂的，但货币把这些关系变得简单：具体来说，我们本来可以有许多不同的方式来归还欠别人的债，债的双方也可以有许多机会来重新谈判，调整各自位置；可是，当货币出现，而使债转化为一笔数额特定的金钱时，双方的关系也就简化成了一方以明示或暗示的暴力以及道德力量，来要求另一方偿还这笔钱。

格雷伯的这番论述是很有颠覆力的。欧美有大量的学生贷款上学，毕业以后以工作来还贷，有的一还就是十年二十年。很少有人会质疑这样的现实是不正常的。我们把“欠债还钱”看作和“杀人偿命”是同等天经地义的事情，但格雷伯却说，这个“天经地义”是人为创制的，是一种——用他喜欢的词说——“魔法”。债的本质是人与人的交往，是融合和共通，当它被量化为一笔钱，并且偿还这笔钱被看作普遍的道德要求时，交往、融合、共通就中止了，欠债的一方本来受的是交往中自然产生的戒律的束缚，现在却受到了金融追债机制的压迫。

可是，一个不这样做的人类社会，难道是可能存在的吗？格雷伯说，有，而且很多。斯密这样的政治经济学家，企图向世人解释工业资本主义秩序的必然性和合理性，说它是被一只“看不见的手”设计成所有人的生活方式的，但这是欺骗，是为了抹煞其他的选项。格雷伯举了他在非洲考察到的案例，在一些社会里，人们并不太关心获得金钱（和消费品），而更关心自己和家人的生活安全稳定。基于这一不同的优先级，人们的经济活动就转换了目标，不再是多赚取金钱，而仅仅是提高自己在同龄人和社区中的地位；于是，人们把自己通过生产和交易获得的布匹或肉类重新分配回他们所在的社区，以此来表示自己是有一定地位的，而且地位还在上升。

倘若有人鼓吹我们要回到这样的社会，那听起来似乎很荒诞。然而，格雷伯对“高贵的野蛮人”一类陈词滥调毫无兴趣。他说，他讲这些是让我们意识到，道德秩序本来可以，而且应该是什么样的；当我们和他人产生联系时，我们拒绝以严格的金钱价值来调整这种联系，拒绝利用它来获得金钱利益。格雷伯相信，人可以变得更好：当他们借给朋友一辆车的时候，并不是为了让朋友欠自己一笔债，一笔只能折算成货币的债；他们也可以对陌生人表现出真诚的慷慨，而不是像经济学家说的那样，只会出于“理性人”的考虑来行事。

的确，在格雷伯这里，“相信”很重要。无政府主义者的一个共同点，就是相信现实不是必须如此，人在某一处境之下，也不是只有唯一的行为方式可以选择——那种行为通常都是被处境所胁迫并“正常化”的。在更晚些时候，他用三篇松散的文章组成了一本名为《规则乌托邦》的书，这一次他把矛头对准了官僚制。他说，虽说官僚制无所不在，可它也不是什么“正常”的存在，而是197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努力制造出来的现实。官僚制常常能让我们感到舒适，甚至迷醉其中，其包含的规则让人们感觉工作和生活多了许多可预见性。但是，越是处在被保护的状态下，我们越是应该思考如何去打破它。一言以蔽之，要相信有别的可能。

格雷伯绝不满足于在一个安于现状的世界里写写文章，出版作品。他说他从16岁起就是无政府主义者了，可之后的二十年里都在蛰伏，在这段时间里，他读了大学，又进耶鲁当助理教授。1984年后，他在马达加斯加度过了两年的田野考察时光，在这个云集了印度洋各国的反叛和流亡人士的岛上，他观察到了一种“有狂野的颠覆性的文化基底”，岛上人的行动产生了众多关于自治、自组织以及反抗压迫、创造秩序的案例。他在他后来发表的专著中，详细书写了那里的人使用怎样的手段去对抗暴力执法者，去动摇既有的那些社会规则。

可是马达加斯加这种地方毕竟特殊。格雷伯自己也承认，他所观察到的民众“直接行动”的例子——比如在一个镇上，唯一的一口井被镇长所垄断，人们抗议未果，就自己组织起来又挖了一口井——只是一个特例。换一个地方，人们要是敢自己打井，说不定就要遭到阻挠、镇压甚至追罚。那个小镇天然有着无政府主义的氛围，人们能够投入行动，是因为他们知道暴力机器管不了他们。

而在资本主义世界的核心区域，要移植或培养起能在马达加斯加行得通的“革命意识形态”，就不容易了。要是没有亲身参与过有关的行动，格雷伯绝不能站出来大谈他的激进主张。他的参与时刻，一直要到1999年11月底12月初才降临，在那几天里，WTO部长级会议召开，西雅图的工人、学生、NGO人士和其他各色人等上街游行，使得会议无法正常进行，不得不召来了军警释放催泪瓦斯。该事件被称为“西雅图之战”，也被认为是反全球化运动的一个开端。

2001年，格雷伯出版了《直接行动：一种民族志》一书，明确指出要为资本主义想象一些替代方案：人类可以在没有家长制、没有压迫的情况下组织起来，每个人可以既生活在一个共同体之中，又保持充分的自治自决。“直接行动”一语，在他这里和无政府主义实为同义词。在书中，他描述了作为一个直接行动者的真实体会：“即时感、自发感和伙伴关系”，“与愤怒、开心、惊慌、愉悦、绝望的时刻交织在一起的兴奋与自由”，由于占领了一个没有被国家控制的空间而体验到的自治。

十年之后，当格雷伯因为“占领华尔街”运动创造出“99%”这个口号而知名的时候，他也面对最严厉的质疑：想象和体验固然没有问题，可是“占领华尔街”缺少一个明确的方案，缺少组织和具体的目的，它将“何去何从”，你这个幕后策划人有没有想过？格雷伯的回应是，诉诸“直接行动”实践的无政府主义仅仅以行动为目的。所有人在不听命于一个领导者的情况下奔到一起，只有如此，才能避免组织行动固有的缺陷。他说，“我们想做什么以及如何去做”，比分析加确认“现实是什么样的”更为重要；同时，无政府主义者还坚持一个原则，就是不管别人说什么，不能质疑别人的动机：你要把人当一个能对自己的言行负责的成年人来看，因为，如果你把人看作小孩，他们的行为就会如小孩一样。

无论是他的著作、言论还是思想，缺陷都很明显。虽然他在《债》这样的书中展现了辽阔的知识面，令人眼花缭乱的叙述本领，可是他的脑力毕竟有限，在提出一个替代方案后，往往只能提点几句，就交给读者去自行想象了。由许煜担任翻译的一本格雷伯著作，名叫《无政府主义人类学碎片》，“碎片”二字准确地揭示了格雷伯所能做到的限度。人类学提供的古今东西的各种案例，结合了无政府主义的诸多理念，若是真的产生了脚踏实地的行动，会铸成怎样的结果，是不是也真的只能悉听天意了呢？

格雷伯曾说他出生在一个纽约的“工人阶级贵族”家庭，意思是他家虽是工人阶级背景，却有鼓励读书、好学不倦的家风，这直接导致了他有学术人和思想者的眼光，却蔑视那些规范化的学术语言和交流方式。格雷伯的父亲参加过西班牙内战，他说，那时云集了众多左翼党派和活动分子的巴塞罗那，是人类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社会实验”之一。他不曾期望儿子做一个无政府主义者，却又把乔治·奥威尔的《向加泰罗尼亚致敬》交到儿子的手中，还意味深长地嘱咐他说，“关于西班牙的一切说法，你都不可全信”。

9月2日，无政府主义人类学家、社会活动家大卫·格雷伯以59岁逝于威尼斯。他所号召的直接行动、想象力以及对资本主义和陈腐的学术体制的深恶痛绝，必须期待后来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