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财特聘专家圆桌：如何以改革促进双循环

全球疫情肆虐之时，中国电影《八佰》以近30亿元的票房收入登顶全球票房冠军，这一票房表现与中国经济一枝独秀、消费持续复苏、“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相互印证。

9月22日，专业的力量·2020第一财经内容平台化战略发布会暨第一财经研究院重点智库揭牌仪式在上海举行。中银证券全球首席经济学家管涛，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张军，长江商学院杰出院长讲习教授、副院长李海涛和上海荣正投资咨询公司董事长、首席合伙人郑培敏，作为第一财经特聘专家的代表，在现场获颁专家聘书。在发布会现场的圆桌论坛环节，四位专家围绕当下热议的“如何以改革促进双循环”问题，就促进双循环的重要性、可以借助哪些改革手段等一系列话题分享了各自的观点。

三、四季度消费将持续改善

第一财经：从经济数据来看，中国是全球复苏最快的地区，但如果细究起来，一些数据还是有让人担忧的地方，比如需求的复苏慢于供给，外需没有想象的那么弱，内需没有想象的那么强。那么四季度这样的状态会持续还是改善？

管涛：目前阶段，我们主要靠投资和外需对经济稳增长发挥重要作用。二季度以后，中国出口表现超出预期。三季度以后，随着疫情防控深入，一些行业特别是服务业，接触型、密集型消费行业的封锁逐渐解冻，消费增速今年首次转正。可以预见，三、四季度消费即使没有出现预期的报复性反弹，但肯定也会对经济增长边际上有所改善。

张军：随着大中小影院的恢复营业，消费需求肯定会明显改善；投资将延续二季度以来态势， 但V形反弹不可能再出现。随着消费需求的改善，三、四季度的经济指标应该在我们的预期范围内，但超预期的可能性没有。

李海涛：内需复苏慢的现象与经济政策是相关的。美国把钱发给老百姓，老百姓就有消费的动力，中国则是把钱做投资。这是政策的直接结果。出口超预期是因为中国恢复得好，可以出口口罩等很多东西。

郑培敏：中国在疫情防控中表现非常突出，走在世界的前列。但是要把这样的优势延续下去，还要靠民间力量，比如民间投资，而不是政府平台投资。

中国资本市场在全球的表现也很不错，带动了一级市场股权投资的发力。消费端经过3~6个月的压抑之后正在恢复，电影消费在国庆节期间可能会有报复性反弹。但我们希望这不是偶然性收入，而是可持续收入。未来十年中国要把消费占比提高，就要解决老百姓的后顾之忧，包括医疗和教育的后顾之忧。如此，消费才能成为中国长期高质量发展的发动机。

“双循环”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

第一财经：7月30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一时间，“双循环”成为时下最热的词汇。那么，此时提出“双循环”概念，是因为疫情影响，还是中国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选择？

管涛：“双循环”是新的提法，但具体实践从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时期就开始了；2002年底的十六大提出，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2012年底十八大进一步强调，要牢牢把握扩大内需这一战略基点，加快建立扩大消费需求长效机制，扩大国内市场规模。因此我们并不是从零开始做这个事情，而是有一定的基础。

中国已经发展成为大国了，所以不希望再依靠国外拉动增长，这是走到现在的必然道路。另外，我们经济发展面临对内对外很多挑战，相对而言外部不可预测性更强，我们更要把自己的事情做好。

张军：经济学有一个很有名的理论，叫“重力理论”。两个国家做贸易，贸易的流量大小是可以预测的。贸易流量与两个经济体的体量成正比，与两个国家的距离的平方成反比。中国是一个大国，这就意味着它将来和自己做贸易更多，因为与远的国家进行贸易，到一定时候，贸易流量必然会降下来。

我原来一直觉得，中国要走向这一步，还要20年。但在目前全球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背景下，这件事会来得更早，起码我们会主动考虑减少对国际市场的依赖，让全球更多地依赖中国市场。   

“国际大循环”时期，中国作为一个后来者，没有技术，也没有钱，帮人家做“血汗工厂”，用小步快跑的办法，“两头在外，大进大出”，在这个过程中慢慢积累和学习。现在我们要从过去大进大出的战略，逐步转向自主研发为主，减少对发达国家的技术依赖。

李海涛：双循环有其内在发展规律，也有突发事件的触发。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之后，中国依靠廉价劳动力，生产产品出口国外，赚回来的钱用于投资，包括房地产投资，这样的经济发展模式一直持续到2008年。到了2019年，中国人均GDP突破1万美元，未来全球经济增长最大的动力，是中国14亿人口要有更好的生活。在这个时候，疫情的暴发犹如一针催化剂，加快了“双循环”到来的进程。

郑培敏：中国进入双循环时代，是42年前启动改革开放的必然产物，但是以2020年作为起点，有一定的偶然性。不可预测的疫情，导致这个节点提前到来。

“双循环”的难点和堵点

第一财经：“双循环”的推出既有长期原因，也有短期疫情的刺激。实际上，我们强调发展内需市场已有多年，取得的成效如何，发展内需市场的难点和堵点在哪里？

管涛：过去20多年，中国经济实际上已经在做扩大内需和促进“双循环”的事情，也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一个很重要的标志是，由制造业和投资出口拉动经济增长向内需拉动转型。今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上表示，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我国经济已经在向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转变，国内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有7个年份超过100%。

但在循环的各个环节——生产、分配、流通、消费，还存在堵点和痛点。以消费为例，如果居民的收入不增加，即使有消费潜力，也不敢消费，不会变成有效需求，因此呼吁分配制度改革，在分配过程中更多地向居民倾斜。我认为分配制度改革将会到来，这需要有顶层设计指引，一项一项解决。

要素市场化配置机制的改革也是发展内循环很重要的改革。今年4月，党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对几个主要的生产要素做了具体的规划，但还需要进一步落实。

张军：我认为市场不够开放是目前发展“双循环”的短板，如果站在国际投资者的角度去评判过去10年甚至20年，中国的市场当然在逐步地开放，但是市场准入的壁垒还是太高。在整个投资市场方面，最重要的是要素能够在市场当中相对比较自由地流动，而且要向全球开放。

李海涛：过去中国经济发展的模式是非常有效的，利用廉价劳动力从事出口，赚外汇进行基础设施建设，这么做的效率很高。但是利用投资拉动发展的阶段已经过去，政府在市场中的作用需要做出改变，未来发展的核心是资源如何最有效利用，如果大量资源还是掌握在政府手里，就可能产生效率问题。要让企业有动力生产就一定要提供机制保障，比如给民营企业减税降费，减轻五险一金的压力。

郑培敏：我认为至少有两个看得见的堵点需要突破。

第一，只有放松政府监管，加强服务，市场资源配置效率才会提高。比如资本市场实行注册制，证监会向放管服转型，现在IPO速度就非常快，整个市场活跃起来。

第二，继续推进“双循环”要勇于打破原有政府资源体系，包括国有资产体系的基本利益，有些持牌的垄断国企，可能让整个社会效率更低。

改革还需要继续深入

第一财经：未来发展“双循环”，中国急需做哪些改革？

管涛：资本市场的改革非常重要。“双循环”一大堵点是创新能力不足，创新发展必须要有资本市场的发展，现在资本市场的基础制度建设已经提上了议事日程。

通过资本市场的开放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也能够避免脱钩。虽然美国的政策是阻止企业去中国投资，鼓动企业迁出中国，但从数据上看，对中国的投资还在继续，无论是金融投资，还是直接投资，最近上海也批了很多外资私募机构。

张军：我认为最重要的是放松管制。实际上，从中国加入世贸组织（WTO）的时候就讨论哪些行业要放开，将近20年过去了，我们一定要加快清理中国开放道路上面的路障。

李海涛：我认为最需要改进的是法治。一个国家的发展，一定是有人有动力、有劲头去创造财富的，他也知道按照法律、规章制度来干，财富就有所保障，这是最核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