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金融业开放迈出里程碑式步伐，外资机构提出新期许

中国经济已经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新发展格局不是关起门来封闭运行，而是要更好地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实现更加强劲可持续的发展。

“进一步扩大金融业开放，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必然要求。金融业开放不仅引入了机构、业务、产品，增加了金融要素供给，还促进了制度规则的完善，促进了金融制度供给。这有利于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效率和能力，助力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央行行长易纲日前在第二届外滩金融峰会上称。

数据显示，中国是全球经贸体系的重要参与者，已成为第一大贸易国和第二大直接投资目的地，是全球价值链的重要枢纽和制造中心。2002年～2019年，中国对全球经济增长的年均贡献率接近30%。

“在全球新冠疫情危机下，中国金融业开放能够有这么多政策出台和落地，非常令人敬佩，也期待出台进一步的细则。”多位外资银行高管在外滩金融峰会上称。

金融业开放迈出里程碑式步伐

在过去两年，我国金融业开放迈出里程碑式的步伐，集中宣布了50余条开放措施。例如，取消证券、基金管理、期货、人身险等领域外资的股比限制；取消合格境外投资者（QFII）和人民币合格境外投资者（RQFII）的投资额度限制；批准运通、万事达卡、惠誉等机构进入中国市场等。

数据显示，2018年以来，新增外资控股证券公司8家、外资控股基金管理公司2家、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人20家，标普、惠誉等国际评级机构已进入中国市场。

再例如，我国不再对外资证券公司业务范围单独设限，实现内外资一致；允许外资银行经市场化评价后获得债务投资工具主承销商资质，允许外资银行分行及子行获得基金托管资质等。

易纲称，我国持续推动金融业开放，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金融展业环境。全面实施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推动开放理念和模式的转变。“尽管我国金融业开放步伐很快，但我们在同外资金融机构、境外央行的沟通中也注意到，外资在机构准入和展业限制解除后，仍需申请诸多许可，面临不少操作性问题，对金融业开放的诉求依然较多，这表明金融业向负面清单管理的转变还有不少工作要做。”易纲称。

“负面清单与金融业持牌经营并不矛盾，负面清单模式下，金融机构的准入和展业也必须满足资质要求、持牌经营。负面清单与加强事中事后监管也并不矛盾，负面清单模式下，监管部门可将更多的资源从准入管理转向事中事后监管，实现监管效能的提升。”易纲称。

证监会副主席方星海在峰会上表示，站在新的起点上，坚持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方向，在稳步放开跨境投融资限制的同时，更加注重制度规则的深层次对接，不断增强政策的可预期性和稳定性，推动中国资本市场从局部管道式开放向全面制度型开放转变。

“将继续推进市场和产品开放，在现有沪深港通、QFII/RQFII、ETF互联互通等方式的基础上，研究推出更多外资参与境内市场的渠道和方式；不断提高证券基金期货行业开放水平，更好地满足企业跨境投融资需求；资本市场双向开放必然要求加强国际监管合作，共同推进解决中概股公司审计监管等方面的问题，切实维护各国投资者合法权益；特别重视加强监管能力建设，为实现更高水平开放提供坚强保障。”方星海称。

外资银行的新期待

中国金融开放不断走向深入的同时，外资机构有哪些新的诉求？

数据显示，2007年左右，外资银行的资产占中国银行业总资产的2%，但截至去年末，外资银行的占比仅有1.56%。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徐奇渊称，从外资银行的负债端业务角度来看，由于外资银行网点有限，无法像中资银行那样获得低成本的居民储蓄，资金来源更加依赖于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但我国银行同业市场还不成熟，所以外资行普遍面临比较高的资金成本，规模难以扩大。而在资产端的业务方面，过去十多年尤其是2017年之前，国内的房地产市场、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和影子银行经历了快速扩张。在此背景下，中资银行的规模也随之快速扩张，但外资银行因合规和内控管理要求，无法参与其中。

“另外，从表外业务的视角来看，由于外资银行在中国获取债券主承销商资格难度较大、我国衍生品市场发展还不成熟，以及资本账户没有完全开放等，外资银行的表外业务优势在中国也没有完全发挥出来。”徐奇渊称。

今年3月，高盛集团获中国证监会核准，将其在高盛高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的持股比例从33%增至51%。高盛集团总裁兼首席运营官约翰·沃尔德伦（JohnWaldron）建议未来中国监管可以允许外国投资人更自由、更顺畅地向中国注资，允许资本更自由、更灵活地双向跨境流动。

“另外，允许外资企业在中国债券通市场扮演更大的做市商角色。目前，中国的债券市场里，只有2.3%由外资持有，60%的中国国债由中资商业银行持有，期待投资人的构成更加多样化。”他称。

汇丰控股集团行政总裁祈耀年（Noel Quinn）称：“我们和中国以及和中国以外的客户沟通时发现，他们都对发展中国市场表现出高涨的热情，但目前外资投资者和外资银行在中国银行业中的比重仍然相对较低，应允许外资机构实现更高的参与度，这将为中国金融业的进一步开放和多样化发展带来创新思路。”

“另外，应重视加强金融和监管系统与国际的互联互通。不管是贸易区还是QFII，金融和监管的互联互通非常关键。国际上监管政策缺乏可比性，会造成外资机构经营的难度，增加交易成本。”祈耀年建议。

渣打集团首席执行官比尔·温特斯（BillWinters）表示：“现在外资机构中国子公司在申请牌照时，母公司的实力没被考虑进去。另外，希望人民币进一步实现国际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