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股30年风雨，谁是“大赢家”？

2020年，终究会成为历史的分水岭！百年未遇之疫情，叠加百年未有之政经大变局，在本文读者的有生之年，都会记忆深刻！

于经济中观（行业）的视角，2020年是中国当代证券市场建立30周年的整数大年，值得在这个历史的时点回眸。

1990年12月1日，深圳证券交易所鸣锣开市；12月19日，位于上海北外滩浦江饭店内的上海证券交易所迎来了第一个敲钟时刻，时任上海市委书记的朱镕基亲临现场见证和祝贺！

其实，诚如著名经济学家周其仁教授说过的：中国改革开放的初期实践，大多是先有微观突破、探索和尝试，后有政策规范和认可。1978年的“小岗村”包产到户是如此，现在看来高大上的证券金融业，其实开始时也是民间和地方性探索。比如，成都有红庙子市场、北京86年就有了“天桥百货”的股票、上海首批上市公司大多也是街道里弄的小企业。

1990年，证券市场的政经地位，就好比转轨时期大型国企的“三产”一样，属于非主流、非核心的龙套角色。1990年，在国家的层面还没有中央级统一的证券监管机关（中国人民银行和国家体改委有少量弱权力），更没有《公司法》（1993年才有）《证券法》（1998年才有），纯属“摸着石头过河”，证券交易市场是随时可能被关闭甚至取缔的场所。

实际上，现在的证券从业人员，很少有人听说过STAQ和NET，但这两个“法人股市场”在90年代前中期也曾经短暂风光过，前者由著名的“联办”半官方、半民间背景创办，后者是央行相关部队，最终还是政府的帮助加市场选择的共同作用下，留下来沪深两个交易所。

牛熊三十载，多少英雄好汉沉浮其中，然而，谁又笑到最后、笑得最好呢？

1990年至1995年，毫无疑问，当时投资银行独占鳌头的“万国证券”无人能出其右，管金生绝对是掷地有声的上海滩大佬。以至于管先生产生了“规则能由自己来制定和操控”的幻觉。

1995年2月23日，国债期货交易时间的最后8分钟，注定是影响了中国证券市场十余年的“黑天鹅”，也影响了一代枭雄的后半生。功过是非，江湖评说不一。因“万国证券”逼空的国债期货品种是“327国债”，史称“327事件”。“万国”也因此倒闭，并入同样是上海滩的另一实力券商“申银”，由此诞生了“申银万国”。

差不多同一时期，另一位并称当时股市“三大教父”的君安证券董事长张国庆，亦是呼风唤雨，一度逼宫“万科”的王石，史称“君万之争（1994年）”。然后，其依然因为胆大妄为，而最终将自己一手创办的“君安”拱手让给了实力逊色的“国泰”，才有了今天的“国泰君安”。

当然，在证券市场金融战的正面战场上，吕梁以其明目张胆地操纵“中科创业”（SZ.000048）而闻名于江湖，最终也因为庄家内讧而各奔东西。

同时（1999～2000年），在资本市场刚刚兴起的公募基金机构买方阵营，因一位堂吉诃德般的人物洪磊挺身而出，揭露了“基金黑幕”；在资本市场的卖方——上市公司方面，为了配合做庄（操纵股价），某些上市公司铤而走险、公然造假。而很多业内参与者，或是因为属于既得利益者、都对这类事情无动于衷。

正义会迟到，但绝不会缺席。

终究“纸包不住火”“假的真不了”，以原《财经》凌华薇等媒体人、中央财大刘姝威教授等学者，陆续揭露了“银广夏”（2001）、“蓝田”（2001）等财务造假案，给了市场一个纠偏的机会。

21世纪到来，“君安”之后，主流持牌金融机构中，少有枭雄诞生，倒是江湖上从西北边陲某少数名族自治区，孕育了另一个概念——“上市公司系”——即同一实际控制人掌控着的若干上市公司。“德隆系”的三驾马车（湘火炬、合金股份、新疆屯河）横行证券市场，K线图自拉自唱，美其名曰“产融结合”，实则“高息揽存”“操纵股价”，最终也是豪无悬念受到了法律的制裁。

十余年后，还有当年的“德隆系”残部希望故伎重演，无一例外的是贻笑大方，殊不知，“水是流动的”，人不可能踏进同一条河流。潮水滔滔，大江东去，曾经的叱诧风云，又有几人能善始善终！

30年来，第1代证券公司（上海：申银、万国、海通；深圳：特区证券、君安证券）和第1.5代证券公司（华夏、南方、国泰）大多已经消失或重组。

30年来，上市公司数量虽4000有余，然而从质量而言，90年代上市的近千家上市公司，从上市之初至今，没有改过主业、没有换过老板的，寥寥无几，绝大多数早期上市公司也已物是人非。

论常青树，深市“万科”算之一；沪市，“东、西大众”也能屹立不倒。而新世纪曾经千亿市值的“乐视”“暴风”等明星股，已灰飞烟灭，沦为退市股……

笔者注意到一个现象，凡是没有具有企业家精神的创始人或企业领袖的，尽管当年能拿到一个计划经济的额度而得以实现了阶段性的证券化表现，最终还是会失败。因为要长久，还得靠企业经营的真功夫，是骡子是马，路遥自知！时间会证明一切！

忆30年牛熊起伏，英雄辈出，枭雄林立，问谁是终极赢家？苍天作证，大地自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