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纸术的西传之路，和一个在中国位高权重的外国人有关

纸之路，说的不是纸张的西传之路，而是造纸术的西传之路。

纸张自战国后期至西汉发明，又经东汉蔡伦改进之后，其实早就通过民间贸易和旅行渠道，西传至西域甚至更远的地方。

当年张骞通使西域，被太史公赞为“凿空”，意思是华夏西北既遥远，又为异族所占据，还有连绵不绝的战争，对一般中国人来说，那里就像有一堵厚厚的墙，而张骞的通使之行虽未达成联合大月氏等东西夹攻匈奴的战略目的，却把那堵墙凿出个大洞，从此汉朝人就能在西域频繁出没了。

但其实，司马迁自己也写道，张骞“在大夏时，见邛竹杖、蜀布”，可见政治上虽然汉帝国很长时间里无法抵达西域，但来自四川等地的货物却早就在那里流通，这意味着无论地理险阻还是战争烽烟，都无法阻止逐利的商人出没在华夏帝国通往西域、波斯、印度的条条小路上，以长途贸易的形式，维系着一种非官方的“地下联络”。

1907年，英国著名探险家、考古学家马尔克·奥莱尔·斯坦因在敦煌附近的一座汉代长城烽燧遗址中，发现了7封古粟特文纸本信函，目前学术界基本达成共识，这些信札写于西晋末年（约312-313年），出自往来中国和中亚的粟特商人之手，这些信件原本是要发往康国（即撒马尔罕）和安国（即布哈拉）的，因某种原因没能送出去。

后来粟特（指锡尔河与阿姆河之间的“河中”，相当于今天以乌兹别克斯坦为中心的中亚地区）出土的17件纸质“穆格山文书”，据考证写于约722年。吐鲁番地区（古高昌国）出土的西晋至隋朝的古纸中，写有波斯文、粟特文、希腊文、吐火罗文、叙利亚文、梵文等，说明纸张已为西域各国所用，只不过相对量少，所以金贵，使用范围还比较有限。

一直要到造纸术因为一个颇为偶然的机遇，逐渐西传至中亚、伊朗、近东、北非以至欧洲，以“引进技术”来“自主制造”的纸，才大量普及开来。

而纸一旦上位，很快便以席卷之势，取代了此前一切书写载体，让历史悠久的纸莎草、羊皮纸、泥板、丝帛等统统被淘汰。

这个偶然的机遇，要从一个在中国位高权重的“外国人”说起。

蕃将高仙芝

唐朝，众所周知，是中国历史上开放度空前绝后的一个朝代。其中一个最直观的“数据”，是“外国人”担任省部级高官的比例（当然，元和清要排除在外，它们本就是“征服民族”建立的王朝）。

以相当于集省长和军区司令于一身的封疆大吏“节度使”为例，玄宗朝前后，官至节度使的著名“蕃将”，就有粟特突厥混血儿安禄山、突厥人史思明和安思顺、羌人夫蒙灵察、突骑施人哥舒翰、高句丽人高仙芝和王思礼、契丹人李光弼、铁勒人仆固怀恩、龟兹人白孝德、粟特人李怀仙、奚人李宝臣等。

其中，高句丽人高仙芝，正是与造纸术传播之路关系极为密切的安西节度使，统辖安西四镇龟兹﹑于阗﹑焉耆﹑疏勒，为总揽西域军政大权的安西、北庭两大都护之一。

高仙芝是个军事天才。所以在当今这个民族国家时代，中韩两国的民间历史爱好者之间，不时会为争夺高仙芝的“国籍”爆发冲突。在中国人看来，他既然是“少数民族政权”高句丽人，自然也算是“中华民族”的一分子。在韩国人看来，高句丽王国统治的地域地跨如今的东北和朝鲜，名字又和高丽一字之差，与韩国的渊源肯定更深。

其实呢，高句丽既不是中国也不是韩国，它就是以古代生息繁衍在森林地带的濊貊、扶余等部落为主体，建立的一个一度成为东北亚霸主的王国。

就像你没法说匈奴人、突厥人今天算是哪国人一样，它们都是历史性的族群和地域概念，不能也不应该去硬套今天的民族国家疆界。在当时的华夏臣民心目中，他们都“非我族类”，因而以“外国人”视之。只不过中前期唐人的心态真的是无比宽广，外国人、外国商品以至外国宗教都可以在国中畅行无阻，一律视同“国民待遇”。

高句丽经历数次残酷大战于公元688年被唐朝灭国后，数十万人移徙中原，高仙芝的父亲高舍鸡便索性从东北跑到西北，做起了唐朝的将军，这时候高仙芝还很小。但20岁时，他就与父亲“同秩”，也就是官一样大，都是将军了。

接下去，我们会略去高仙芝早年跌宕起伏的军旅生涯，单说一下他盛年时与纸之路密切相关的几场大战。（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