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大学文科资深教授、清华大学苏世民书院院长薛澜日前在“2020年复旦管理学论坛暨复旦管理学奖励基金会颁奖典礼”上指出,应对新冠疫情的中国模式的特点是政治的决心和公众的配合。通过加强与公众的风险沟通和引导等措施,做好新冠疫情常态模式下的管理,中国走在了世界前列。他同时认为,应对新冠疫情,下一步要进行综合风险防控,需要加强对防控措施有效性和精准性的研究。在此基础上制定新型传染病的公共政策,同时制定新冠疫苗的接种政策。
薛澜
清华大学文科资深教授
清华大学苏世民书院院长
(以下为发言视频内容)
这样来看应对新冠疫情,应该说中国在新冠高风险阶段的防控策略,是怎么样降低传播,拯救生命。到了第二个阶段,挑战就是一个有可能反复,另外社会各种其它风险也开始出现。这时候的目标一方面要防止疫情反复,另一方面保证经济社会正常运转。
作为公共管理的决策者,要在全风险分析的基础之上进行策略选择。下一步就是进入到常态模式,这一点中国也是走在世界的前列。加强风险沟通,要让社会群体理性行为,要对他进行引导。我特别高兴看到上海在这方面做得非常好。这种公众的引导,在应对公共卫生类的突发事件,作用是无穷的。
中国的模式归纳起来,实际上首先前面有一个非常严格管控的模式,相对比较起来,很多其他国家这个阶段没有真正完全彻底执行,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目前反复,这可能是经常出现的。这个模式我觉得可能的确是需要政治决心,需要公众的配合。
下一步可能要进行综合风险防控。综合风险防控的模式,首先是要对病毒的认知需要进一步加深,目前还有很多新的东西不认识。另外一点,加强对我们防控措施有效性的研究,这里面包括测量体温、核酸检测、社交距离,这在多大程度上降低风险,这可能需要更精确。另外一点是加强新型传染病的社会风险沟通,包括对易感人群行为调整,另外逐渐对社会可接受的风险水平能够达成共识。
在这个基础之上制定关于新型传染病的公共政策,把新冠病毒的动态监测纳入到现有流行病防控体系,同时制定新冠疫苗的接种政策,这还是要有一段时间,我们还要做好各种思想准备。
(以上为薛澜在“2020年复旦管理学论坛暨复旦管理学奖励基金会颁奖典礼”上的发言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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