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中国”有多大？

古中国轴心文明的形成，不仅深刻改变了中国本身的文化走向，也深刻影响了亚洲地区，特别是东亚地区，改变了这一地区的文化版图。而且中国在春秋战国以后，逐步形成了一种独特“文化中国” 的概念。什么叫“文化中国” ？就是在轴心时代以后，中国不是一个地理概念，不是一个边界清晰的行政地域，而是一种文化现象。

《战国策》有言：

臣闻中国者，圣贤之所教也，礼乐之所用也，远方之所观赴也，蛮夷之所则效也。

这段话非常重要。按照这里的描述，中国的概念并非指的是一个具体的地域，只要遵守圣贤的教诲，只要行中国的礼仪传统，只要能够用礼仪教化外邦，成为外邦尊崇的楷模，这就是中国。中国并非一个地域，而是一种文化认同。

正是这样的观念，形成了东亚地区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一个朝贡体系。中国在天下之中央，四方来朝。朝贡体系的意义，并非是要朝贡者带来什么奇珍异宝，而是远方四夷对于中央的一种归附态度，是对天朝这样一个泱泱大国的归附，对中国儒家文化的认同。在历史上，往往中央朝廷返还给朝贡国的东西，是朝贡国贡品价值的十倍或百倍。中央朝廷在意的不是你的贡品有多么珍奇，天朝上国地大物博，无所不有。他在意的是你的认同，你的归化，你的向心力。而天朝非常自负地满足于这种天下观。

由这点出发，中国文化有一个强烈的特征，叫“夷夏之防”。什么是“夷夏之防”？以中国轴心时代的文明为成果，以儒家为核心，以孔孟为核心，可以令四夷则效的文化，这就是夏，也就是前面讲的“文化中国”。以夏为圆心，夏的四周为夷，东西南北分别为：南蛮，北夷，西戎，东狄。

在夏文化区域以外的地区，统称为“夷狄”。面对这些“夷狄”，中国文化的使命，就是以夏变夷，即以中华的文化去影响、归化这些夷狄，而绝对不可以发生以夷变夏的事情，即千万要防止落后的夷狄文化，来影响和改变夏文化。

为什么几千年来，中国文化始终拒斥西方文化，根源就在这里。中国文化对于外来文化一直抱有强烈的优越感。即使到了鸦片战争时期，中国人已经败于西方的坚船利炮，中国人依然认为，西方这些东西，这些坚船利炮，不过雕虫小技而已，中国的文化要远远先进于西方，所以才会有“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观念的产生。

中国和日本的关系也是如此。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中国人一直把东邻日本，作为一个“以夏变夷”的典范。因为从公元600年左右，从日本推古天皇时起，中华文化就持续影响日本，日本有长达千年的“慕夏”传统。慕夏，就是羡慕华夏文明。我们知道日本奈良、京都这些古城，都是按照唐代长安、洛阳的模式建立起来的。直到今天，这些古城里仍然可以看到朱雀大道这样的街道名称。日本很多古老的建筑，都是唐代的建筑风格。到了奈良，你仿佛穿越回了千年前的长安。

公元七世纪左右的日本“大化改新”，开始非常系统地学习中国，包括接受中国文字，接受中国的典章律令，从中国引入佛教，使日本几乎成为第二个中国。这就是令中国非常骄傲的一个例子，用中国文化来影响日本，使日本归化到中国这个体系里来。

夷夏之防延伸的另外一个维度是：中国并非以血统论，而是以文化论。这句话该怎么理解呢？中国古人云，“夷狄入中国，则中国之，中国入夷狄，则夷狄之”。这句话意思指的就是中国并非是地理范畴，也并非是血统范畴，而是文化范畴。假如夷狄到了中国，但他遵从中国的文化，服从中国的教化，他就是中国。相反中国如果去实行夷狄的文化，那中国也是夷狄，这是中国文化非常独特的一个现象。孟子说，舜，东夷人也，周文王，西夷人也，但是这并不妨碍他们成为儒家最推崇的人物，儒家仍然将舜和周文王看成楷模。

我们知道满清在入关前，他们信奉萨满教，但是满清入主中原后，他们并没有继续信奉萨满教，而是放弃了萨满教信仰，改为信奉中国的儒学，把儒学尊崇为满清时代的国家主流信仰。这就是“夷狄入中国，则中国之”的典范，所以中国知识分子照样赞颂“康乾盛世”。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对道统的维护达到极致，道统所在并非血缘，并非地理，而是以文化作为核心的衡量。

轴心时代文明突破的另外一个成果，是对国民精神的救赎意义。通过轴心时代所形成的儒道两家，相互对立又相互补充，因为它们代表了两个不同的方向，对两种不同的精神形成灵魂救赎意义。

儒家开创的是中国文化大传统，儒家倡导的是救国救民，心忧天下，提倡的是处江湖之远而忧其君，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儒家倡导君子人格，浩然之气，不畏权贵，廷争面折，是“千万人吾往矣”的勇气，欣赏“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儒家推崇君子人格，往往是为了歌颂捍卫道统而不惜牺牲生命的人，这是他们心中的楷模。

历史学家黄仁宇先生在他的《万历十五年》写到，大明嘉靖年间，海瑞给皇帝上书，批评朝政，言辞犀利，切中时弊。他在奏疏里尖锐批评嘉靖“一意修真，竭民脂膏，滥兴土木，二十余年不视朝，法纪弛矣”；甚至在奏折中引用民间流言，说“嘉靖”是“家家净也”。据说皇帝看到奏章，龙颜大怒，把奏章丢在地上，大喊：抓住这个人，不要让他跑了！旁边的太监报告说：“陛下，海瑞上书时，已经带了棺材候在廊下，听从发落，他是不会跑的。”皇帝听完，一声长叹，又将奏章捡起来继续看。这就是儒家所倡导的一种精神气质，为了捍卫道统而不惜廷争面折，甚至不惜以命相争，这就是所谓君子人格。

然而道家则不同。道家看淡功名，藐视权贵，粪土王侯，道家所提倡的是寄情山水，放浪形骸，采菊东篱，悠然南山。道家关注个体生命的意义，追求乱世中的生命安顿。

所以，我们可以把中国在轴心时代形成的这两种文化特征，分别命名为“德行我”和“情意我”。道家是“情意我”，它所欣赏的是山水渔樵；儒家是“德行我”，它是追求向善意志，追求浩然之气。

在中国的文化中，我们常说儒道并列，那它的意义是什么呢？中国知识人普遍的精神轨迹是从儒至道，儒和道就是轴心时代以来中国文化的两种维度。人生也是两个时期：上升时期和下降时期，显然儒家是上升时期的精神家园，人在年轻时，充满朝气活力，充满昂扬精神，职务不断提升，责任不断提升，社会成就不断提高，影响也越来越大，所谓“春风得意马蹄疾，一夜看遍长安花”，这就是儒家的抱负，是内圣外王的心境，心雄万夫，而又心忧天下，这是“德行我”。

道家是人生下降时期的精神家园。当人老了以后，病了以后，遭受官场挫折以后，经商破产以后，情感经历危机以后，人生际遇如此，儒家的精神家园已经不适合，就会进入道家的精神园地。道家的老庄哲学会提供一种精神慰藉，比如看淡功名利禄，退隐山林，采菊东篱，以山水渔樵自乐，收敛锋芒，不言国事，享受儿孙绕膝之乐，这就是“情意我”。

古中国轴心时代所形成两种精神资源，满足了人们在不同生命状态下的精神需求。中国文化没有发展出唯灵主义，没有彼岸意识，没有抽象的人格神，但是这种儒道并列，可以看作是在人格神缺位下的一种文化代偿反映，它是以另外一种方式实现精神救赎。

可以看看中国历史上几乎所有人物，其精神轨迹无一例外都是从儒到道。所以儒道两种文化并存，使中国人在完整的生命状态下，在不同时期，可以找到不同的精神救赎途径。

（作者为长江证券创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