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工业时代的政治，中国可以作为西方的一面镜子

自近代以来，在世人的普遍印象中，一直有一组镜像若隐若现：“先进的西方”与“落后的东方”。这不仅被设想为在本质上差异巨大，而且彼此固定不变。英国诗人吉卜林在1924年的诗作《东西方民谣》中就有一句著名的诗：“东方是东方，西方是西方，它们永不交汇。”在这样的冲击、挑战之下，中国内部也涌现出一种“西学中源说”，相信西方的种种理念、技术，其实都源于中国，以此颠倒这种先进性的序列——事实上，这本身就是落后国家的普遍反应，近代俄国也曾论证自身比西方更早发展出了所有文明，以至于人们用“俄国是大象的故乡”来揶揄这种民族主义反应。

在美国汉学家包华石（Martin Powers）看来，这些非此即彼的争论都是有问题的。一个简单的事实是：西方的领先主要是最近几百年的新现象，很难说它有什么必然性；更重要的是，无论“西方”还是“东方”其实都是“巨系统”，内部都蕴含着极其复杂的思想资源，“文化”本身也并不具有本质性，它是流变的、可以相互借鉴的，就算是那些被视为西方特有的核心理念，在中国社会也确实早已存在。更可取的不是粗暴地评判东西方的优劣，而是在深入分析这些异同的基础上，设想历史发展的不同可能。用他的话说，“中西境况虽然在一些重要方面存在差异，但其结构上的相似之处（structural parallels）可以帮助历史学家在‘平等’之上构想讨论”。

这种思路看来很像结构功能主义的观点，也就是说，它假定任何一个人类社会都需要发展出一些制度来满足特定的社会生活需求，在这种情况下，即便两个社会乍看差异巨大，但它在结构上的相似性，却会很自然地催生出近似的制度框架。用本书中的话说：“处于大多数社会中的人面临的是类似的挑战，得到的是类似的资源，通常达成的也是一种截然不同但结果相当的解决方案。”这就好像海豚虽然是哺乳动物，但为了适应海洋生活，也演化出像鱼一样的流线型身体，生物学上称之为“趋同进化”。这既不是说一方的文化、制度源于另一方，也不是说谁更优越，倒不如说是相似的“进化压力”和结构使然，换言之，它们不是“影响”的产物，而是“结构的必然性”。

只有通过严格的比较研究，才能理解其“异中有同”，但这意味着令人望而生畏的挑战，因为“西方”和“中国”都是无比巨大的文化复合体，中西之间的价值观念差异之大也世无其匹，何况与有形的实物相比，抽象的理念也更难追索得多。然而，包华石发现，早在唐宋时期，中国就已存在若干与西欧启蒙运动时期对应的核心概念，例如：变更世袭特权制度以利于吸纳德才兼备的人才（托马斯·杰斐逊——柳宗元）；裁决政策的根据是事实与理性而非宗教或社会特权（狄德罗——白居易）；提倡对政府政策及其制定者直陈谏言（塞缪尔·约翰逊——苏轼），如此等等。

所谓“西中有东”，正是就此而言：诸如法治、平等、社会正义这类经常被看作是“本质上属于西方的价值观”，在东方的中国文化中早就能找到其对等物。这就动摇了西方的根本自我认同，因为你原本认为属于自己“独特”的东西，其实并不那么“独特”。就像包华石指出的，欧美的相关讨论经常认为，隐私权是西方历史上特殊时期形成的，“但如果我们知道存在另一个匿名权已经制度化的时空会怎样呢？或许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复杂社会中匿名的作用？”

在此值得补充的是，这并不仅仅暗示不同文化之间的对等，也为双方对话的可能性奠定了基础，理由很简单：如果两个群体之间完全没有任何共通之处，那么他们之间共享理念、进行文化交流，也就是不可能的事了。在此意义上，不仅“西中有东”，可以说“东中也有西”，“我们”之中总是包含着“他者”，也正是这一点，才使得异质文化相遇时，能够共享许多概念，进而以自己的方式去吸纳新文化。

然而，随之而来的一个问题是：人们在遭遇异文化时，往往会不由自主地误以为新事物其实是“旧相识”而加以消化吸收。这在近代中西文化碰撞时是屡见不鲜的事，如用古籍中的“卫生”来对译英语的hygiene，然而，传统上“卫生”的含义迥然不同，这样做的结果其实无异于“旧瓶装新酒”。英国作家王尔德曾有一句著名的俏皮话：“我经常担心得不到误解。”其意无非是说，他所创造的是没有先例的新事物，但人们却常常按已有的观念来看待，还自信已经“理解”它了——正因此，他才觉得这样的“理解”比“误解”还糟，因为误解至少意味着对方承认这的确是个陌生事物。

这也是在中西文化比较中一个危险的陷阱：在比较异同时，你可能会不由自主地偏向其中一面，例如强调不同文化中都出现了相似乃至一致的事物。本书在对比时同样着眼于概念的“共享”，但事实上这些概念的差异很大，西方的隐私权和中国在科举考试中的匿名，无论从社会历程、概念内涵等各方面来说，都远不是一回事，起到的作用也大异其趣。确切地说，包华石也没说它们是一样的，但毕竟仍然强调了西方的概念并非独有，而从逻辑上说，如果中国并没有西方意义上的隐私权，那么“隐私权”这一概念仍可以说是西方独有的。

另一个问题是：即便两个不同的文化系统都有类似的因子，但其发育程度、起到的作用可以相去甚远。近些年来，“从中国传统中读出现代性”，可说就是一种挖掘“东中有西”的做法，但现实却是让我们更深地意识到，中国社会自有其内在的发展动力。这就是思想史学者王汎森曾谈到的困惑：为何回顾历史时看到中国社会明明已经发展出某些新思想，但在后世却没有看到它产生多大的社会影响、留下建制性遗产？这答案可能很复杂，但总的来说，往往是因为这些新思想在当时环境中没有机会有效地渗透到社会之中，也就无法被广泛接受。

中国和欧洲在社会演变的过程中，的确都有一些相似的结构变化，特别是摆脱传统群体规范，逐渐确立一种更为平等，也更尊重个体的社会形态，但如果对比编户齐民的中国社会与西方式的“发明个体”，就会发现，两者在诸多层面的差异要比共性多。从某种意义上说，与其着眼于两者走上了类似的道路，强调“西中有东”，不如去辨析其间的差别，以及为什么中国没有走上西方式的道路。

说到底，中国人在看待这个问题时，隐藏着的其实是全然不同的现实关怀。包华石的这项研究，虽然不说中西方文化谁更优越，但强调西方文化的核心理念并不那么独特，这当然本身就会打击西方优越论；而对中国这边来说，正如刘东在评议中说的，不免将之看作是“为中国人民声辩”。更可取的做法，或许是双方彼此互为镜鉴：中国可以作为西方的一面的镜子，让它看清楚自身究竟有何独特性，甚至自信为独特的，究竟有多独特、独特在哪里；而中国，不必说更需要用西方的政治哲学来丰富自我，因为不如此，我们就很难实现对自身传统的超越。

《西中有东：前工业化时代的中英政治与视觉》

[美]包华石主讲

上海人民出版社·世纪文景 2020年1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