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00年来的中国

我们为什么要读历史？

最近几年，中国兴起了历史热。市场上出现了大量重写中国史的著作，并且无论是否专业学者、国内学者，都是畅销。

国人为何突然爱读历史？其实这并不新鲜。在人类史上，一个迅猛崛起的大国，通常都会发生从内到外的剧烈变迁，于是，它过去所依赖的参照系不再起作用——它无法说清三个重要的问题：我们是谁？我们要什么？谁是我们的朋友？

于是，人们陷入一种深刻的身份焦虑。

为了理解自己的处境、避免糟糕的前景，处在十字路口的大国往往都会关注历史。它懵懵懂懂地走到了没有路标的十字路口，不知何去何从。它渴望重新理解历史，以此廓清当下、构想未来。

祖先的辉煌不是我们自己的辉煌，祖先的苦难却极有可能成为我们自己的苦难。

一个大国，只有谦卑、深刻地对历史进行反思，找准自己的世界历史地位，从内至外地把握“自我与世界”的一致性，才能真正造福国民与人类。

否则，它曾经蒙受的苦难都将被白白浪费，而它自以为得意的“辉煌”也将会成为过眼云烟，甚至是全人类的耻辱。

一个政治共同体的自我身份，通常基于两种理论叙事的构建：

1. 我们“应该”是什么人——政治哲学的叙事，它会为该政治体确立了正义的目标、未来的方向；

2.我们“其实”是什么人——历史哲学的叙事，它会确立该政治体的认同边界，确认谁是自己人，谁不是自己人。

单纯依靠前者，无法回应该共同体的特殊处境、现实关切；单纯依靠后者，无法真正地融入世界、长期地立足世界。

当下中国的身份焦虑，正是一种对新的历史哲学、历史叙事的渴求——国人在历史和现实的双重意义上，迫切地想要回答“我们是谁”。

这种叙事在直观上是重述过去，更深远的意义是“勾勒未来——我们对于未来的想象，是基于对过去的理解和参照。

中华帝国：独一传承的轴心文明

我认为中国历史的特殊性主要有两点：

1.中国是一个轴心文明的载体；

2.中国的超大规模性。

要想理解中国历史所有的运动逻辑、当下所有的中国问题，几乎都在于对这两点的把握。

所谓轴心文明，即在公元前800～200年间的轴心时代出现的原生性文明。延续自该时代的中国文明，或许曾受过其他文明的激发，但其原生性的内核始终存在。

轴心文明的特征在于其普世主义取向，绝不局限于一族一地，而是以“天下”为思考单位。

这一特征使得中国的精神结构中，天然具有普遍主义的冲动：在古代，它将自己理解为世界本身；在现代，它只有通过普遍主义才能理解自身与世界的关系，因为单纯的民族主义理念，无法支撑起它的精神世界。

很多轴心文明在历史过程中都丧失了自己的政治载体，但东亚却一直有中华帝国作为政治载体。

为何会有这种差异？根本原因在于中国的超大规模性。

中原地区人口庞大、资源集中，以至于长期以来，朝廷（中央）能够低成本汲取的资源，超过了任何地方势力的抗拒能力，此后中国再无长时期的分裂现象，于是就成了“唯一历史未曾中断而延续至今的文明古国”。

其延续性的根基并不仅仅在于其文明的韧性，更在于超大规模所带来的军事、财政逻辑。这个文明在其覆盖区域内始终可以找到一个独大强国作为载体，反过来，该强国也将该文明作为身份标志。

反观其他古文明，由于没有这种超大规模，没有足够的低成本资源，很难维持一个长期压制地方势力的独大强国；几个势均力敌的强国，很少以共同的原生文明作为身份标志，以此保持自己的身份独立。

传统秩序的复杂和脆弱

中国轴心文明的担纲者在古代多次流转，但最终总是落在“农牧过渡地带”长城沿线（包括东北）的族群。为何会有这样的结果？

因为他们懂得调动中原的庞大财富，这是纯粹的草原统治者很难做到的；他们的草原身份又使其拥有广阔视野，有能力统治中原王朝无法直接整合的庞大疆域。

这个群体能构建起庞大的多元复合帝国，使得轴心文明所构想的“天下”，外化为一个现实的帝国秩序。

于是在这片被称作“中国”的土地上，历史呈现为一个多元体系的互动过程：中原、草原、海洋、西域、高原等各大自然人文区域，数千年来一直彼此相互依赖、相互塑造。

历史运动的主线是中原、草原、海洋这三大区域的互动关系；西域和高原这两大区域构成副线，它们就像催化剂，影响着主线的发展路径和历史节奏——所谓“中国历史”，就是这个多元共生体系的演化史。

黄河的水文变迁是中国丰饶、多难的真实见证

经过几轮反复演化，这个多元共生体系在古代终结于大清，多个民族、区域都被纳入统一的帝国之中。就当时的技术条件而言，一种真正的普遍性达成了。然而，新的困境也因此到来，它体现在物质和精神两个层面。

就物质层面而言，内部均衡带来了和平红利，人口大量繁衍，导致一种特殊的困境：过剩人口导致劳动力非常廉价，于是技术变迁、工业生产就很难发生，因为那很不经济；而农业经济无法转变为工业经济，城市便无法吸纳过剩的人口，百姓也没有能力消费。

于是传统中国长期锁死在一种低水平状态上——国际上称为“停滞的帝国”，如今有学者称为“内卷化”。中国由此便陷入了一种恶性循环的危险：人口过剩导致流民四起而造成的治乱循环，毫无新意地反复上演。

就精神层面而言，朝廷攫取资源的途径越来越便利，以至于民间已经根本无法抗衡。在官府的压制下，轴心文明对其信徒所承诺的尊严逐渐落空，其精神内核也因此逐渐枯萎。

除非有外部资源注入，才可能突破这两重困境。因此，中西之间的相遇便成为中国历史继续发展的一种内在需求，中国在各种内外压力的综合作用下，加入世界秩序，走上了现代转型的道路。

重建正确史观，才能融入现代文明

超大规模过剩人口，一旦加入开放的世界经济体系，反倒会成了中国的竞争优势。

但是，这种超大规模的国家要完成现代转型，必须要先实现政治整合，才能让这个国家整体性地加入世界经济体系，并且把中国的巨量人口转化为竞争优势；这个步骤如若走反，就会在内在撕裂中吞噬掉各种局部性的发展。

中小规模的国家，仅仅靠外部世界的经济拉动，便可被整体性地拉动起来；中国倘若只靠外部拉动，仅会被局部性地拉动起来，也就是诸如上海、广州之类的口岸地区，它们和纽约、伦敦的联系，远远大于和几百里之外中国乡村的联系。

这是19世纪后期、20世纪前中期的现实历史。这些被拉动出来的国际化都市，与那些无法被外部拉动的庞大乡村地区，会形成深刻的撕裂；这样的发展是不可持续的，一定会导致剧烈的内在冲突，乃至于内战。

要实现政治整合，革命就是绕不开的选项；革命的代价巨大，但超大规模国家要实现现代转型，几乎无法避免。这就有了20世纪中国跌宕起伏的革命历程。

实现自我整合、进入开放的世界经济体系后，中国超大规模的人口终于焕发出巨大的力量，成就了难以想象的经济奇迹，深刻地改变了全球秩序。

另一方面，世界秩序也因此陷入新的失衡，这种失衡可能会对全球化造成伤害。中国是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积极化解失衡，既是承担责任，也是为了自己的利益。

然而，恰恰在今天中国走到十字路口时，我们过往所依凭的参照系、精神资源，因中国的崛起所带来的内外剧变，全都失效了。因此，无论是在民间还是学界，重述中国历史都成为一种必须。

唯有重建正确可靠的史观，才能让我们获得精神自觉，把握住这一切过程的深刻历史含义，进而构想更加可期的未来。

然而，一方面是根深蒂固的“天下史观”造就了无数幻想“天朝上国”的前现代国民，开口闭口都是“分久必合”、“万邦来朝”；另一方面，很多学者单纯依赖政治哲学的论述，只谈“我们应该是谁”，导致知识阶层脱离大众和现实，无助于民众的观念革新。

在一个高度全球化的时代，这种历史观的撕裂非常危险。它导致大众世界观的混乱，造成中国人在全世界的身份错位——我们无法识别真正的朋友和敌人，也无法理直气壮地争取自己的正当利益。

（作者为外交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