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准我们看待世界的坐标，适应动荡的20年代

20年代和过去40年差别特别大，从全球化到逆全球化，从和平与发展到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从高速增长到中高速增长，从人口红利到人口老龄化，从凯恩斯主义货币理论到MMT等。我们已经迎来了动荡的20年代，需要校准我们看待世界的坐标，以一个平民视角去适应这些短期和长期的变化，并提前做好准备。

近半数初中生上不了高中，内卷无处不在

我想先说一个经历，昨天晚上我参加牛津中国论坛，因为每年牛津的留学生都会组织一次论坛，我也参加过几届，他们会请各方面的人士参加。我昨天参加的是内卷问题，我后来问这些优秀的中国留学生为什么会聊内卷化的问题。当时我就这个跟牛津的一个研究所所长，还有北大的一个教授，还有一个导演在聊这个事情。我发现不同领域的人对于这个问题看法差异特别大。我自己感觉我们对这个问题看得更现实更真切。一方面，作为一个观察者，另一方面其实是作为一个孩子家长感触更真切。

我当时就列了几个数据，但我发现这几个数据好多人不清楚，我估计咱们今天很多人也不清楚。大数上讲全国从初中升入普通高中的人数比例，只有大概50%左右。大城市的比例稍微高一点，中小城市、农村的比例可能会低一点。北京、杭州、深圳这些城市，初中生升入普通高中的比例都是百分之四十几。也就是说，从概率上讲，哪怕你是毕业于985、211，你的孩子将来还是有百分之四十几的几率是上不了高中的。大家可能会说这个数据不可能吧，特别是北京、上海这些区域的人会觉得不可能，但是现实就是这样，你可以去查一查广州、深圳、上海、北京的普通高中升学率。

大家应该会感觉很惊奇，这个数据其实反映了我们正面临资源严重紧缺的问题。昨天就有一个小姑娘我印象特别深，她说她本科是国内985，现在在牛津读研究生，原来是“985废物小组”的，我也是第一次听说这个词，他们觉得他们在985学校里头属于不太行的，后来她考上牛津之后，她就被“985废物小组”踢出了群。大家对这个问题肯定都有自己的看法，我想说的是，内卷无处不在，在很多领域早就开始内卷了，不是今天才发生的，内卷的原因有很多，技术、制度、模式，包括外力等。

动荡的20年代早已开始，校准看待世界的坐标

现在来看，动荡的20年代早已经开始了，2018年是序曲——中美贸易战， 2019年稍微缓和了一下，因为美国在准备大选，双方在谈判，2020年是疫情的冲击。2021年我们也看到了，在阿拉斯加的中美高层战略对话刚刚结束，情况大家也看到了。官方的说法叫守住底线，对此大家都有自己的理解。

假定一种正能量或者说美好的情景，中国在未来10年超过美国，我们测算过，如果说按照正常状态，由于疫情我们有可能会提前2年或者4年要超过美国。还有一种可能要变差的情景，从做企业经营和投资的维度，必须也要看到这种情景，假定像1990年代以后的日本，怎么办？很多人说不可能，最好是不可能，但是如果发生，我们该做好应对。

所以今天我们要校准看待世界的坐标，至少有下面几个维度是需要校准的：

第一个，从全球化到逆全球化，这个比较好懂，大家都有直观感受。

第二个，从和平与发展到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当年领导人讲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两大主题，现在内涵变了吗？没有权威的官方说法，但是我们知道新的一个说法叫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从18年贸易战到20年疫情，再到现在的中美博弈，大家都有一定的体会。

第三个，从高速增长到中高速增长，我们仍然处于经济增长的减速期，我们测算过，经历30多年高速增长的这些经济体，平均减速期大概在20年。如果从2009年开始算起，中国已经经历了十几年的时间，还有近10年的减速期。

第四个，从人口红利到人口老龄化，人口问题这些年讨论比较多了，现在两会上，还有各个论坛上很多人也都在讲这个问题。老龄化的趋势不可更改，如何去适应老龄化？这是非常大的一个问题，甚至有人说人口老龄化已经不足以说清楚我们今天所处的状态，实际上我们应该叫人口塌陷。

第五个，从凯恩斯主义货币理论到MMT——现代货币理论，尽管在中国学术界对MMT有非常大的争议，但实际上，欧洲、美国、日本已经在实施了，中国实施的还是凯恩斯主义这套传统的货币理论。在货币问题上，欧美日和中国实际上走出了两条不同的路径。

第六个，从领袖视角到平民视角。中国人在观察一些问题的时候，比如中美关系，特别喜欢用领袖视角去看待问题。但视角不一样，定位也不一样，观点差异特别大。从务实的角度来讲，还是要按照平民视角或者从一个企业和投资的视角去看待问题。

既然我们现在看到世界的变化，那我们可能要稍微调整一下坐标。在新的坐标体系里去看待一些具体的短期问题和长期问题。

注意6%的增长目标隐含的政策含义和市场影响

两会上确定了今年的增长的预期目标6%以上，其实争论还挺大的，有关领导在两会上也做了解释，官方的说法是前后衔接，不确定过高目标可以集中精力把工作的重点放在民生、就业这些问题上，这些我都非常理解，也坚决支持。但是对于我们来说，6%和8%差别很大。按照国际机构的测算，中国的经济增长大概率会超过8%，一季度甚至要超过15%。如果说确定6%，毫无疑问，中国可能不会采取那么宽松的政策，很多去年出台的刺激政策，还在消化过程当中。这对财政收入、税收、金融监管、债务等一系列问题都会产生影响，因为不需要追求高增长了，主要要控制风险，要向民生倾斜等。

这样一系列的问题都会发生改变，我一直强调平民视角，官方说的也没错，也都非常鼓舞人心，但是我们得学会看，这个官方目标对我们到底意味着什么。企业家现实的感受，就是通胀。而且上游的涨价已然影响到了中下游。尽管我们现在从官方公布的CPI数据看，通胀压力没有那么大，美国方面也在担心通胀压力，但是美联储的容忍在提升。所以大家对于最近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涨破1.7%，似乎美联储不太担心，但市场非常担心。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意味着流动性的拐点，我们去年就已经在说这个事情，流动性拐点对资产市场的影响，也是大家比较关心的问题。其实从做实业的角度，需要看到通胀对于中下游的压力，上游的涨价对中下游的压力已经非常严重，一定会制约货币政策。

货币洪水洪峰会导致资本市场决口，要提前做好准备

很多人认为货币大洪水可能不会退潮了，因为可以无上限宽松，但是不大可能无上限宽松，因为通货膨胀肯定是一个重要的阀值，常识告诉我们，树不能长到天上去，货币也不可能无限宽松。

从去年四季度末到今年春节后一直在说这个事情，现在预测通胀基本上就相当于在预测货币洪水的洪峰什么时候来，或者说资产的大堤什么时候被冲垮。我不是悲观，因为按照我对原来这些教科书的理解，以及这些年我在市场上的实践，这次资产市场的决口可能是必然发生的，只不过我们现在是在预计它到底是发生在今年的二季度、三季度、四季度还是明年。

我觉得二季度可能是比较危险的。大家看看美国市场的表现大概就能知道，市场对于美联储的话越来越不相信了，市场和美联储其实有点越离心离德了，美国如果说出现剧烈的资产调整，美国还好，他可以安抚市场，可以剪羊毛，他问题倒不大，关键是其他新兴市场，包括中国在内。

按照以往的经验，美国如果出现金融危机，其他国家一定会出现金融危机，其他国家出现金融危机，美国不一定出现金融危机。虽然我们所处的货币金融环境和以往是不太一样的，但是这个机制恐怕不会变。如果美国出现剧烈的资产价格的调整，其他国家可能受到的冲击会更大。就像1971年美国财政部长约翰康纳利讲的“美元是美国的货币，问题是世界的问题。”

当美国出现剧烈的资产价格调整的时候，全球的资本可能由于受到这种恐慌性情绪的影响，会从很多新兴国家市场撤出或者抛售资产，由风险资产转向无风险资产，就会引发很多新兴国家资本市场的波动。这种情况大家也熟悉了，拉美国家曾经经历过这种状态，东南亚国家在20多年前经历过，在08年次贷危机以后，中东、北非国家经历过。除了资产市场的波动，由于经济的崩溃，这些国家失业率提高，之后内部出现社会动乱，中东、北非剧变就是这么发生的。

我个人认为新兴市场已经进入加息周期，巴西、土耳其、俄罗斯都开始加息了。一方面是防范通胀，因为通胀已经来了，上游价格已经影响到中下游了。另一方面实际上是防范美国市场的波动带来的冲击。新兴市场已经开始感受到通胀以及全球资本市场动荡的压力。作为一个成熟的企业家和一个成熟的投资者，需要为已经看到的洪峰做点准备。

未来5-10年中国面临惊险的一跃，对我们非常关键

无论是中国的产业升级，还是在逆全球化这个过程当中如何与美国相处，对于中国来讲，其实都需要实现惊险的一跃，这一跃真的挺难的。简而言之，在考虑到这些变化的时候，我们可能要有一个内循环思维，尽管我们不希望真的只搞内循环，但是守住底线无非就是一个内循环思维。

我们强调在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之下去思考这些问题，但实际上你会看到，国际大循环这个路径其实是非常困难的，或者说我们现在遇到极大的阻力。因此我觉得从一个务实的角度来看，我们要对于内循环逻辑要有一个重新的思考。当然并不是说我们真的到了关上门，自己搞自己。但是有一点，我们得有一种本事——如果出现这种情况，我们也能生存发展下去。未来5-10年中国惊险的一跃，我觉得确实还是挑战挺大。当然我们有自己的优势，表现为巨国效应、规模、能力，还有改革的空间，这些都没有问题，我都完全相信。

而且这些年我们也在稳步推进国产替代，也在推动科技强国战略。很多领域也开放了，确实衍生出了非常多的机会。包括存量的互联网化改造、传统的一些商业模式的改造，确实也都有很多亮点。

但是从平民视角或者从大部分人角度来讲，在经济减速的过程当中，实现结构调整确实很痛苦，特别是结构调整阵痛期，这些年好多企业、投资者其实都感受到了结构调整阵痛，只是大家是在不同的年份开始感受到了。如果拉长历史阶段来看，阵痛期可能持续的时间还会比较长，在经济新常态过程当中，我们可能要逐渐经历平均增长速度5%左右的阶段，有人预计至少持续到2030年。

从官方的政策上来看，我们能够接受这种中低速增长。但在中低速增长过程当中，既要应对逆全球化，又要应对产业结构的升级。很多企业一定会被淘汰出局，这种情况其实资本市场也早就观察到了，或者早就在按照这个逻辑去布局了。这就是我们这些年看到的结构分化”，股票市场上分化非常严重。头部公司在2019年、2020年涨的特别多，到2021年春节以后出现了白马股股灾，从实体经济到资本市场大概就是这么一个逻辑，就是这么一个过程。

中美博弈拉开了新时代的序幕，应对不当很容易造成内伤

从投资从企业经营这个角度去看，我们也不得不去关注外交。但我们不要领袖视角，要平民视角，因为外交这事肉食者谋之，我们决定不了，但对我们影响很大。大家也看到了中美在阿拉斯加的会谈，杨主任讲的非常慷慨激昂，“美国没有资格说按实力跟我们对话，我们中国人不吃这套。”我自己理解该硬的时候要硬，该怼的时候也要怼。大家也看过，普京当年怼默克尔的时候都爆粗口了，当然我不是搞外交的，我只是从一个平民这个角度去看的。简单来讲就是我们不吃那套，我们也不会按照美国那套来，要么美国按照我们这套来，要么我们自己搞一套。

在拜登接手特朗普以后，好多人抱有一丝希望说我们总算能够缓过来的，毕竟拜登还是职业的政客。当时我就说过，战略上美国对华政策其实已经改变了，进入到一个新的时期，并且这个时期持续的时间会很长。现在看，很显然这和原来国内的一些专家预计的是一样的——美国新政府对华的打法更系统、更策略。

如果说特朗普对我们来讲是个皮外伤，那美国新政府对我们来讲可能表面上没什么伤害，但是如果接不好招的话，很容易造成内伤。当然我们也会进行一些反攻，也不会坐以待毙。这个问题会极大地影响到几乎所有的决策。

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看到中国对美的基本态度确实和以往有非常大的不同，而对于企业家、投资者而言，更重要的在于由于中美之间的这种博弈可能拉开了一个序幕，这是一个新的时代了。

我觉得包括中美关系在内的这些问题，确实让我们进入到了一个动荡的20年代，全球化逆转了、中美关系逆转了，或者质变了，还有中国经济增长的减速期。最后鹿死谁手，到底是修昔底德陷阱，还是复制100年前在一、二战时候的那种状态，现在尤未可知，至少从我们这个角度来讲，我们当然希望中华民族能够如期实现伟大复兴，但挑战很多。

这种大国之间的博弈合作也是一台大戏，中美俄三方或者中美俄欧，包括日本现在也经常充当一些打手的角色了，现在日本人民也没办法，所以我们看到这场大国之间的博弈已经开始了。

全球动荡的20年代已经开启，要有底线思维

100年前的20年代，20世纪20年代是一个全球动荡的年代。对于这种动荡期，我们绝大部分企业家和投资者其实是没有经历过的，心里是没底的。因为我们经历的这40年都是外部环境相对比较平稳的，尽管也经历过90年代亚洲金融危机以及99年南联盟使馆事件，包括2001年的911事件，但总体反正都是稳妥地处理了。所以中国几代领导人确实都是非常有智慧的。

未来会怎么样？现在确实有很多不确定性。每个人去看自己的状态，从来都是跟自己之前或者跟自己最好的状态去比，往往容易产生一种错觉——未来会越来越好。但从一个平民视角，从做企业做投资这个角度来讲，我们当然要务实一些。

记得18年的时候，我当时在讲从金融周期出现拐点这个维度去看的时候，我就讲过，我们要有适应性，现在看其实那一波还是基本看对了，后来很多企业折戟沉沙其实也挺可惜，挺可叹的。在这个时代洪流或者说这种政策推动下，每个企业有每个企业的选择，这些企业的选择其实也影响到了很多具体的人。所以我当时总结过几句话，仍然适用于我们今天我们思考的问题，当时我引用了朱升给朱元璋提供的建议——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不称霸。当然了，因为我们身处的行业，现在的基础不一样，大家每个人可能思考这个问题就更不一样。

回到最开始提到的话题，昨天晚上我跟牛津的留学生在交流的时候，其实就有很大的感触，当这个时代变化来临的时候，你会发现，不同代际的人，他们的境遇或者他的基础差异太大。当然我也说过一个话，做企业经营和投资不要听经济学家的话，包括我的，为什么？经济学家经常要提示风险，所以容易悲观。而企业家永远要抓住机会，所以他必须得乐观。各位也知道我是既做研究，同时自己也做一些投资，这些年相当于做独立研究，我是希望大家以审慎乐观的态度去看待这种变化，因为趋势来了你挡也挡不住。同时我觉得要有我们自己相对保守的应对场景，也要有积极乐观的应对场景。对于每一个人、每一个企业来讲，确实还是要有一点底线思维。

（作者为如是金融研究院院长、首席经济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