粤港澳大湾区有什么？年轻人、钱和未来

大湾区核心竞争力：高科技制造业

统计数据显示，2019年，大湾区（不含香港和澳门）工业产值在全国的占比基本与2010年持平，约为10%。大湾区以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为代表的高科技制造业产值占全国比重，2019年达到36%，较2010年的33.7%明显上升。

广东的顺德、东莞、佛山等制造业重镇，现在都在加快步伐向高科技制造领域延伸。中国经济的未来在高科技制造业，这是未来最大的竞争，中国要保持制造业大国的地位，最关键就看制造业能不能走向高科技。

大湾区制造业在向高科技转型的过程中，人口结构也在发生乐观变化。数据显示，大湾区人口占全国人口比重从2010年的8.36%升至2019年的8.81%。在吸引人口流入的同时，大湾区60岁以上人口占全国比例呈下降态势，从2010年的6.24%降至2019年的6.22%。

未来50年，中国会迅速老龄化。但在过去十年，大湾区的劳动力在年轻化，这是大湾区最大的潜在资源。

“碳中和”目标：中国增长模式将发生根本性变化

中国经济未来发展将迎来两个最重要的长期变化：实现“碳中和”和数字化。基于粤港澳大湾区目前的核心竞争优势，这两大变化也是大湾区未来发展的重要抓手。

2020年9月，中国在联合国大会上向世界宣示了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的目标。所谓“碳达峰”是指，经济活动造成的二氧化碳的排放不再增长，达到峰值之后逐步降低。“碳中和”则是指，企业的等经济主体通过节能减排等形式抵消自身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实现二氧化碳“零排放”。

“十四五”期间，中国将落实2030年应对气候变化国家自主贡献目标。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协同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和二氧化碳排放分别降低13.5%、18%。

目前，广东省已就“碳达峰”和“碳中和”目标作出明确部署。《中共广东省委关于制定广东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明确，“制定实施碳排放达峰行动方案，推动碳排放率先达峰”。

实现“碳中和”与制造业有着重大关系。“碳中和”不是碳排放，也不仅仅是环保，它是整个中国经济基础的重构、整个制造业的重构、整个增长模式的根本变化。理解这一点，特别特别重要。 “碳中和”不仅是能源部门的颠覆和革命，更是传统经济结构的再造，是生产方式的根本变化。

从时间跨度上来看，中国计划用30年时间从“碳达峰”走向“碳中和”，而欧美国家大多计划用60年来完成这一过程。更短的时间意味着，相关的变化将“极其剧烈”。

最重要的改变在于，“到2060年GDP翻两番的时候、能源消耗几乎与今天保持同等水平，这意味着能源利用效率要提高四倍以上。如此大幅度提高能源效率，核心依托仍在于创新与科技”。在我看来，这是未来40年中国经济的最大机遇、推力和挑战。

数据显示，目前，中国的一次能源结构中，煤炭占比为54%。而到2050年，中国能源消耗总量比今天要低，煤炭占比也将降至极低水平。整个能源行业将被根本性颠覆。具体而言，到2050年，能源消耗最大的三大产业的消耗量都要减少：工业减少26%、汽车业减少27%、建筑业减少26%。

与“碳中和”相关的科技创新投资，机遇也是巨大的。按“全球把温度升高幅度控制在2摄氏度之内”这一目标推算，2020年至2050年，中国能源系统需新增投资约100万亿元，约占每年GDP的1.5%至2.0%。若以“控制全球升温幅度在1.5摄氏度之内“的目标估算，新增投资将达到约138万亿元，超过每年GDP的2.5%。

对大湾区来说，和所有这一切有关的制造业，都要跟着能源标准的变化而谋变、都要进行科技创新。

科技创新：制造业+数据流

科技创新和数字化大潮将是粤港澳大湾区未来发展的重要机遇。在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下，“无接触”或线上经济的需求得以大跨步向前推进。

疫情之后，未来科技领域将出现三大趋势：经济驱动力将从传统的资源驱动走向数字驱动；社交距离会相当长时间存在，共享经济走向“无接触”经济；全球价值链从高度分工、全球合作，走向科技独立、自主创新。

科技一旦变成竞争领域的时候，我们就必须独立发展自己的科技。这成为别无选择的战略，科技创新现在就变得特别重要。 ‘十四五’规划再三强调科技，‘双循环’的核心也在于独立自主的科技创新。

国家战略全力以赴打造“科技高速公路”，让科技企业全力以赴支持科技高速公路的建设，同时让城市、企业、行业、产业来享用科技高速公路的便利，实现数字化。

这一战略一定程度上类似于1993年美国出台的《信息高速公路法案》。该法案极大地推动美国互联网科技产业的发展。我们今天要打造一个科技化程度比互联网远远要高的高科技高速公路，这是很大的变化。

在科技变成全球竞争的情况下，中国应对策略的重要内容是新基建。在我看来，新基建的核心理念是在传统的“物流、人流”之上加入“数据流”，通过数据流和物质流的结合产生新的价值。这一数据流就包括5G、人工智能、大数据等。

短期来说，新基建也是最大的投资领域。按目前相关的政策方向，新基建涵盖七个重要领域：5G 基建、特高压、城际高速铁路和际轨道交通、新能源汽车充电桩、大数据中心、人工智能和工业互联网。

新基建也是 “云、管、端”的有机结合。“云”基建包括数字中心、服务器等领域；“管”基建包括5G基站、通讯卫星等；“端”基建则包括互联网、车联网。

“数据流，首先要做的是扩大5G基站。今年底的时候基本上5G在东部沿海和主要城市覆盖。5G并不是最终目的，发展对应的是物联网。

今天最大的服务是物联网平台，最大的创新改革是物联网平台，最大的盈利也来自物联网平台。

大湾区金融未来：发展商业养老保险，支撑制造业长期投资

作为支撑实体经济的“血液”，在大湾区制造业向未来转型的同时，金融领域也需要随着发展变化。

统计数据显示，过去十年中，粤港澳大湾区（统计口径不含港澳）金融资产占全国比重呈上升趋势。这主要得益于大湾区债券资产和股票资产占全国比重的明显提高。另一方面，大湾区风险投资规模占全国比重不断波动，从十年前的10.5%上升至最高15%，近年又下跌至9%。

风险投资将是未来科技创新最有力的金融支持工具，因此也是大湾区需着重发展的领域。

与此同时，中国总体金融领域一个重大变化在于，老龄化社会将推动第三支柱养老保险的发展。就目前而言，全国商业养老保费仅仅占到GDP的0.02%，远远无法满足一个老龄化社会的金融需求。这也意味着，意味着机构未来发展养老基金投资的空间巨大。

面对这一长期趋势，我认为大湾区的优势在于资金相对更充足。建议，粤港澳大湾区可考虑将养老资金聚拢，形成与商业保险养老相对应的长期基金投资，从而为制造业提供未来发展所需的资金支持。

（作者为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