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能为企业培育正面的技术创新环境,甚至可以建立碳中和的技术银行,用公共资本来撬动市场和慈善机构的创新投资。而后者则需要进一步加强自身的企业思维模式,将风险视为机遇,深入研究实现碳中和的各种技术途径。
金融业如何管控风险并支持科创企业,推动实体经济可持续发展?
现有的全球经济治理体制远远落后,不能有效地提供全球公共产品。
关于全球经济治理机制的讨论,在这个题目下,我想讨论三个问题。
从近年来看,全球宏观政策的核心既要看到总量,也要看到结构,中国宏观经济政策也是如此。2020年,疫情对经济造成巨大冲击,各国政府主要关注的是如何走出疫情,推动经济反弹,所以,总量是当时的主要政策目标。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国家推出史无前例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都是为了控制总量,使经济反弹。这和以前的很多危机有所不同,因为疫情冲击对不同的产业、不同的居民和不同的地区产生了不同的影响。刚才肖主席提到国家政策不一样,对经济活动的影响不一样。拉美地区、中东地区和非洲地区整体恢复情况相对弱于发达国家,其中的重要原因当然是前者的财政刺激政策力度较小。
统计数据显示,2019年,大湾区(不含香港和澳门)工业产值在全国的占比基本与2010年持平,约为10%。大湾区以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为代表的高科技制造业产值占全国比重,2019年达到36%,较2010年的33.7%明显上升。中国经济的未来在高科技制造业,这是未来最大的竞争,中国要保持制造业大国的地位,最关键就看制造业能不能走向高科技。大湾区制造业在向高科技转型的过程中,人口结构也在发生乐观变化。
张老师的“大局为重”的观点影响了我整整一辈子的人生。
世界已经多极化,决策更加去中心化,联系却更加紧密了。面对这些不可逆转的变化,我们的核心挑战是创造一个合作性的国际秩序
本次世界经济金融危机刚刚度过了流动性危机/信心危机的第一阶段,正在进入危机的第二阶段,即偿付危机阶段,通常也是企业破产的高峰阶段。
疫情是全世界的公共事件和危机,世界需要找到能在抗疫上努力合作,并由此推进世界政治、经济和金融治理机制的改革和建设的新通道。
除了2009年,我在达沃斯20年从没见过达沃斯是如此焦虑和不安。
往往在过道遇到一位熟人,站着聊,一会儿就聚起一小群人,让我深感国际金融投资者对中国金融市场的高度关注。
我在本届会议感受到的最新的对科技的担忧,是世界科技发展存在分裂、碎片化和巴尔干化的风险。
从1978年到今天,中国从一个贫困落后的发展中国家,一跃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商品贸易国、第一大制造业国家。
美国现在最大的经济结构问题是劳动生产率急剧下降。劳动生产率不够,利润厚度不够,蛋糕不够大,就有收入不均、贫富差距的问题。
金融科技冲击整个金融功能的同时,也颠覆性地改变了金融业的运行模式。
全球金融市场面临的最大的风险和挑战是全球金融市场的关联性和互动性大大增强,由此可能产生市场的大幅振动和冲击。
全球处理和抵御风险的政策空间和市场能力在急剧地收缩,这是今天全球金融市场面临的最主要挑战。
特朗普提出的经济政策对全球经济金融最大的影响是不确定性。他提出了目标和政策,至今为止,世界仍然不知道他如何实施其政策,其工具和渠道。在技术层面上,政策协调利率、汇率、出口、进口、财政和债务一致性不是容易的事,美元和美国经济增长都会波动。
世界经济论坛基金董事会成员、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