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一时期,美国对中国的直接投资总额累计2,580亿美元。1993年和2001年是美资加速流入中国的重要起点,峰值出现在2008年(200亿)。2009至2019年,基本处于90亿至140亿美元区间波动,并没有出现显著下滑迹象。
结构上,中美之间存在较大差异。美国对中国的直接投资以绿地投资为主,占比67%;私人资本占比100%;战略投资占比86%;多数权益占比65%。在过去三十多年里,随着中国经济的成熟,美国在中国的直接投资的行业机构也随之改变。最早主要集中在劳动密集型制造业,2000年至2010年代早期转向了消费品行业,如食品和汽车。近5年,越来越多地投资高科技和先进的服务部门。
风险投资(VC)方面, 2014年之后,中美双边风险投资规模快速上涨,美国对中国投资规模首次突破30亿美元,中国对美国则首次突破10亿美元。2018年是中美双边直接投资的高点,美国对中国投资约200亿美元,中国对美国投资额为45亿美元。2019年以来,双边风险投资都出现了明显下降。2019年,美国对中国投资额锐减至51亿美元,降幅75%。中国对美国投资额为25亿美元,降幅44%。2020年上半年,进一步缩减至13亿和8.3亿美元。
2000年至2019年上半年,中美双边风险投资共发生了约5000笔交易,合计金额达660亿美元。其中,美国对中国的投资金额为470亿美元,约占外资VC总投资额的五分之一。行业方面,移动通信(27%)、软件即服务(SaaS,14%)、电子商务(12%)、工业(11%)、制造业(8%)是投资额排名前五的领域。近三年,人工智能、大数据和生命科学领域的投资增长最快。与2014-2015年相比,2018-2019年投资额增加的领域由高到低排列为:人工智能、大数据、肿瘤学、生命科学和区块链,减少的领域排名为:移动通信、工业、SaaS、教育科技和金融科技。
由此可见,中美关系不确定性对直接投资和风险投资的影响有一定差异(同时也受到中国资本管制政策的松紧程度的影响)。对直接投资的影响是非对称的,主要影响的是中国资本“走出去”。这也从侧面说明,2018年以来中国扩大金融开放,降低市场准入,可有效对冲美国政治对直接投资的影响。美资企业并未表达出将产业链从中国撤离的更强烈的倾向。2020年,中国经济更是成为全球经济的“压舱石”,产业链的完整性和市场容量仍是增强外资黏性的重要力量。然而,中美关系变局对风险投资的影响是对称的,“引进来”和“走出去”均受到了明显的负面影响。我们认为,这种影响在中期内都难有改变。而且,这种影响不局限于中美双边。一位在美国硅谷做投资咨询的华裔称,美国企业对于投资中国或接受中国投资都非常谨慎,甚至是排斥。另一位做跨境并购的朋友称,对美投资权益占比超过5%就需要备案审批,通过难度较高。即使是对欧洲的投资,交易成本也大大提高,以前电话、邮件沟通即可,现在需要驻地。
特朗普政府对2014年以来中国风险投资大幅流入美国的现象颇为关注,“301报告”及其更新报告均有涉及。科技与资本(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是绑定的。中美科技竞争,必然牵涉到从基础研究到风险投资,再到上市的全流程。
2018年年中,美国政策制定者更新了《外国投资风险审查现代化法》(FIRRMA),加强了外国投资委员会(CIFUS)的权限——审查范围扩展到低于10%的股权的风险投资等私募股权投资。与此同时,国会还通过了《出口管制改革法案》(ECRA),将现有的出口管制制度编纂成法律,并建立了一个跨部门程序,以确定和控制对美国国家安全至关重要的新兴和基础技术的出口。美国国会和SEC推进的《外国公司问责法案》(HFCA Act)也已经落地,意欲加强对中概股的财务审查。美国政府还办法行政命令,限制投资与中国军方有联系的企业。
中国与美国在金融方面的融合远低于贸易,但官方口径仍然大大低估了中美金融的联系。美国居民持有中国金融资产的方式至少包括:(1)直接购买中国境内股票。美国机构投资者,如国家养老基金委托摩根大通等资产管理机构投资,后者获得QFII资格,可直接投资A股。(2)购买美国存托股票(ADR)。ADR的所有者拥有拼多多开曼群岛控股公司部分股权,后者通过一种可变利益实体(VIE)结构控制着其在中国大陆的实际业务;(3)购买香港上市公司股票;(4)购买中国在岸债务证券(债券通);(5)通过离岸融资工具购买中资美元债,如保诚(Prudential)通过注册在英属维尔京群岛的融资工具,购买中国国家电网发行的美元计价债券。
据估计,到2020年底,美国投资者共持有中国1.1万亿美元的股权和1000亿美元的债权。这大约是美国官方数据的五倍。美国官方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9月,美国持有的中国股票和债务分别为2110亿美元和290亿美元。造成这种差异的主要原因是,来自中国的公司利用复杂的法律结构,从在美国交易所交易的避税天堂发行股票(Adam Lysenko et al.,2021)。对此,美国国会和证券监管部门也正在制定措施,计划限制VIE构架公司在美国融资。例如,美国国会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USCC)在2019年年报中就建议,禁止采用VIE构架的中国公司在美国上市。
中国居民拥有美国金融资产的方式包括:(1)直接购买美国上市公司股票。持有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QDII)许可证的中国境内机构投资者,如中国的资产管理公司,可直接购买在纽约证券交易所(NYSE)等上市的美国公司的股票。(2)通过第三国或避税天堂购买美国上市股票。中国高净值人士绕过中国的资本管制,将资金投入一家避税天堂的壳公司,该壳公司转而投资在纳斯达克等交易所上市的美国公司的股票。(3)直接购买国债。中国人民银行通过拍卖或在美国二级市场直接购买美国国债,以管理中国的外汇储备。(4)通过第三国或避税天堂购买债务证券,如中国投资公司(CIC)通过一家位于香港的离岸子公司购买一家美国公司的债务证券。(5)通过海外融资平台购买美国债务证券。
国家外管局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底,中国证券投资者持有美国实体发行的940亿美元股票和700亿美元债务证券(不包括外汇储备资产)。美国财政部资本流动数据(TIC)显示,截至2020年9月底,中国投资者持有美国公司发行的2450亿美元的股票证券和240亿美元的债务证券,加上1.2万亿美元的国债。TIC的数据虽然高于中国外管局的数据,但仍然没有覆盖到渠道(2)、(4)、(5)的投资。截至2020年底,荣鼎咨询(Rhodium)估计的下限是1.7万亿美元——3700亿美元的股权和1.3万亿美元的债权,上限估计是2.1万亿美元——7200亿美元的股权和1.4万亿美元的债权。以下限计算,规模约为中国官方统计数据的10倍。官方统计数据实际上提供的是一个最小下限估计。中美金融连接程度比想象中更高。这也意味着风险更大。
中国改革开放搭上了建立在美元体系基础上的新一轮全球化的“顺风车”,与战后初期不同的是金融全球化和直接投资的兴起,跨国公司在贸易和价值链格局的形成中扮演着重要作用。中国工业化“从0到1”的跨越,就是借助于外商直接投资和外商投资企业实现的,这是扬长补短之举,既充分发挥了本土丰裕廉价劳动力的优势,又弥补了资本和技术的短缺。90年代初,世界体系合二为一,中国市场化改革进一步推动了直接投资流入中国,到2001年加入WTO,中国进入全球化高光时期。通过嵌入全球价值链,中国本土企业快速崛起,从价值链分工的底端逐渐攀升,分享到更多增加值份额。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在全球跨境投资增长持续低迷的情况下,中国企业加快了“走出去”的步伐。但是,由于政策对服务业FDI的限制仍然严格,中国的服务业发展显然滞后于制造业,在贸易中处于弱势地位,还严格制约着中国制造业走出去。
整体而言,中国与世界金融体系的融合程度偏低,中国金融开放也偏向于制造业,扩大服务业开放是下一步重点。中国对服务业FDI的限制也是结构性的,主要集中在金融、法律、媒体、通信和运输行业,它们对于中国对外投资都非常重要。《中欧全面投资协定》的主要诉求就是市场准入和公平竞争。中国承诺在金融服务、海上运输服务、云服务、私人健康服务等行业降低市场准入,这不仅有助于满足新时代人们对美好生活的需求,也有助于释放中国吸引FDI的潜力,同时还有助于在服务业中复制“中国制造”的经验,进一步支持中国产业资本走出去。
(邵宇为东方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总裁助理,陈达飞为东方证券宏观研究员、财富研究中心执行主管)
中方认为各方都应坚持公平竞争、开放合作的市场经济基本准则,根据世贸组织规则,妥善处理经贸合作中的矛盾分歧,共同维护全球产供链的稳定。
中方希望中美做伙伴而不是对手,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希望美方同中方更多相向而行,继续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让“旧金山愿景”成为“实景”。
王毅强调,中美关系的症结在于美方将中国定位为最主要战略竞争对手、最重大地缘政治挑战,这种错误认知导致两国关系问题不断,美方领导人所做的承诺也无法转化为实际行动。这种局面不符合两国人民的利益、不符合国际社会的期待,也有违历史发展的潮流。
林剑指出,中方一向认为,中美关系不是你输我赢、你兴我衰的零和博弈。我们反对以竞争来定义中美关系,反对对中国进行抹黑攻击,反对美方以人权、价值观为借口干涉中国内政,反对美方打着竞争的旗号限制中方的正当发展权利。
2023年法国共吸引了1815项外国直接投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