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风口来临 全球经济如何做好“绿色答卷”

气候风险成为威胁经济“灰犀牛”

联合国数据显示，过去10年是全球有记录以来最热的10年，温室气体排放是300万年以来最高位。而温室气体带来的极端天气频发，俨然已成为蛰伏在暗处的“灰犀牛”，随时威胁着全球经济的发展。

气候变化对全球经济各部门长期可持续发展的主要影响可分为两个大类。

一是气候变化直接带来的物理风险，气候变化会降低生产力，造成产出下降；气候冲击会影响人类健康、婴儿死亡率等，进而降低人力资本水平；剧烈的气候变化将引起频繁的资本调整，进而会削减资本的使用寿命，加速资本贬值。二是转型风险，指为应对气候变化和推动经济低碳转型，由于突然收紧碳排放等相关政策，或出现技术革新，引发高碳资产重新定价和财务损失的风险。

当前，在欧盟的带头下，对碳排放征收更高的税是一个不可阻挡的趋势。未来，绿色发展的要求下各国在监管、政策和税收政策上势必会进一步收紧。与此同时，气候变化已经开始改写一些基础工业的竞争优势规则。以汽车行业为例，在电动/低排放汽车市场中没有强大实力的企业将处于越来越不利的地位。

在能源领域，拥有“不可燃碳”储量的企业由于新的监管规定和不断变化的竞争格局，可能会陷入“搁浅资产”的困局，无法对这些资产进行有经济效益的开发利用。

对金融体系可持续发展影响，有以下两个方面。在微观层面，气候变化将对金融机构经营活动和投资决策造成影响。气候变化可能导致金融机构的贷款和投资出现损失或金融机构营业中断，保险机构无法较准确地预测未来灾害发生的频率及严重程度，将会面临损失。

此外，气候变化可能导致部分资产流动性降低，金融机构也可能随着市场环境变化难以获得稳定的资金来源，最终引发无法估计的损失。在宏观层面，气候变化可能使更多资产风险溢价上升，抬升部分资产的价格。不仅如此，气候变化问题引发的市场风险可能存在顺周期性。由于各类投资者的投资组合可能存在相似性，一旦环境风险出现导致资产价格上升，可能会冲击不同金融机构，引发金融风险集中暴发。此外，气候风险可能通过影响主权信用评级、跨境渠道、连锁反应、不均衡影响等渠道对金融体系产生影响。

各国掀起绿色发展新浪潮

由于经济发展越来越受到资源和环境容量的制约，基于推动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责任担当，眼下各国正协力掀起一轮绿色发展的新浪潮。

2003年，花旗银行、巴克莱银行、荷兰银行、西德意志州立银行等10家银行宣布实行赤道原则。之后社会责任投资（SRI）、环境、社会和治理（ESG）等理念成为投资领域流行趋势，逐步将环境责任纳入投资考量。通过市场机构以及非政府组织的不断推动，国际社会对于发展绿色金融达成共识。此后，2015年12月，《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近200个缔约方在巴黎气候变化大会上达成《巴黎协定》，为2020年后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行动作出安排，标志着全球经济活动开始向绿色、低碳、可持续转型。

就地区而言，西方发达国家目前仍走在绿色金融发展的前列。经过上世纪60年代自下而上的思想动员、70年代的制度动员、80年代的经济动员，到上世纪90年代，西方发达国家的环境问题已经得到基本解决，环境政策和制度框架日渐成熟，进入了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齐头并进的发展阶段。

其外部成本的内部化水平也得到极大提升，环境产品的影子价格逐步得到还原，公众的环境消费意识和能力空前高涨。与此同时，全球经济也在加速进入全球化时代，逐步饱和的传统制造业产业开始大规模向发展中国家转移。这其实也为绿色金融体系在发达国家本土的发展创造了空间和条件。

尽管绿色金融在发达国家的发展有着较早的历史，但除了少数几个有关国际环境合作的项目之外，绿色金融的理念并没有在上世纪90年代随着经济的全球化普及到发展中国家，彼时发展中国家仍处于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因此，对发展中国家而言，从碳达峰到碳中和的时间较欧美发达国家要短得多，碳中和曲线斜率更陡峭，这将是更为艰难的挑战。

我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这方面做出了巨大的努力。2016年9月，在中国的倡议下，G20绿色金融研究小组正式成立，G20峰会发布的《二十国集团领导人杭州峰会公报》首次将绿色金融写入其中。G20绿色金融研究小组发表的《2016年G20绿色金融综合报告》明确了绿色金融的定义、目的和范围，识别了绿色金融面临的挑战，提出了推动全球发展绿色金融的7个选项，成为国际绿色金融领域的指导性文件。

而在减排方面，去年9月，中国在联合国大会上向世界宣示了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的目标。从国际经验来看，大部分发达国家在1990年就已实现碳达峰，承诺的碳中和时间多数在2050年。也就是说，发达国家普遍预留了60年的时间，来实现从碳达峰到碳中和。而我国作出的承诺是用发达国家一半的时间从碳达峰实现碳中和，这也体现了中国对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坚定承诺和大国担当。

低碳转型带来崭新经济增长点

目前《巴黎协定》已经进入全面实施阶段，要实现全球平均气温较工业化前水平升高控制在2摄氏度以内、21世纪下半叶温室气体净零排放的目标，全球每年需要新增投资数万亿美元，推动环保新科技研发、环保基础设施建设和更新改造。这些项目投资期限长且金额巨大，存在庞大投融资需求，为全球经济创造出新的增长点，也为绿色金融发展提供了广阔市场空间。

以我国为例，生产和供应的电力、蒸汽和热水部门碳排放量占比达到51%，显著高于其他部门。这意味着要实现碳中和，就需要加速电力供应的转型升级，也就是从当前以化石能源为主体的能源系统转变成以非化石能源为主体的能源系统。可以预见，经济发展方式的低碳转型，正持续催生出绿色能源、绿色交通、绿色制造等绿色产业新业态。

同时，随着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带来的“环保红利”进一步释放，企业更有动力引入新工艺、新装备、新材料，节能环保产业、清洁生产产业、清洁能源产业不断壮大，高效农业、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快速发展，在拉动经济增长的同时，企业对绿色金融的融资融智融技需求不断增加，为金融机构资产结构调整带来新机遇。

通过构建涵盖投融资、基金、保险、租赁等在内的多元化绿色金融服务体系，金融机构将打造更多依靠创新驱动的绿色引领型发展模式，为绿色金融发展注入新内涵、打开新空间。

同时，随着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强制性要求、绿色项目激励机制、环境污染防治法律的逐渐完善，环境权益将进一步物权化，碳排放权、排污权、水权、用能权等环境权益抵质押融资等金融服务将获得广阔拓展空间，为绿色金融创新发展注入强大动力。

为全球绿色发展贡献中国智慧

在经济低碳转型方面，中国虽然较发达国家起步稍晚，但经过近年的实践，发展迅速。其中，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等绿色融资产品涨势迅猛。中金公司的对比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末，中国绿色贷款余额近12万亿元，存量规模居全球第一。本外币绿色债券存量8132亿元，居世界第二。中国凭借自身努力在绿色发展道路上后发先至，也为全球经济绿色发展提供了独特的中国方案。

在推动绿色金融和可持续发展上，中国和西方发达国家走的是完全不同的两条路，“自上而下”的政府推动是中国绿色金融发展的显著特征。西方发达国家意识到走可持续发展道路后，首先是由市场中介机构以及非政府组织等社会组织“自下而上”的推动，政府参与度较低。

中国是首个建立比较完善的绿色金融政策体系的经济体，可以通过政府推动，集中私人部门的力量和资源，同时发挥政府和市场机制的作用。此外，我国政府负债率和私人部门负债率与国外相比相对健康，有较大政策空间。国有企业由于规模大、易监督，政策性银行由于期限长、成本低，有天然推动绿色金融发展的优势。

因此，近年来我国的区域绿色金融改革成效显著，初步形成以“湖州经验”为代表的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改革成果，实现科技赋能，能源革命与信息革命同步发展。眼下，绿色金融国际合作已深入开展。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碳排放量仍有较大降低空间，是全球绿色金融的重要倡导者和引领者。

绿色经济发展风口下挑战仍存

任何事物都存在两面性，经济低碳转型以及绿色金融发展仍面临挑战。就我国而言，虽然当前我国绿色金融已取得长足发展，但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还存在一些问题。

完善绿色金融的顶层设计尤为重要，而构建统一套完备的绿色金融标准体系是当务之急。在国际方面，各界人士对绿色金融概念的理解都不尽相同，绿色标准不统一、缺乏一致性，在国际合作交流中存在一定障碍，增加了金融机构业务管理的难度与成本，限制了绿色金融产品的衔接与流通，阻碍了绿色金融的进一步发展。同时，金融机构、企业、消费端对绿色金融的内涵和外延缺乏统一理解，对国际领先的ESG理念认识和践行也有待深入了解。此外，绿色金融产品单一。

虽然近几年我国金融机构都陆续推出了一系列绿色金融产品，但我国现有绿色金融产品比较单一，主要以绿色信贷为主，绿色债券、碳金融、绿色基金及绿色保险等其他绿色金融产品仍较少，难以满足市场主体的差异化需求。

而在全球层面，在低碳转型下，绿色产业成为资本追捧的产业，但这些产业并非对环境全无影响。在这场绿色变革中，如何在经济效益与环境效益中掌握平衡至关重要。

“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大自然是一切生物的摇篮，孕育抚养了人类社会的繁衍发展。在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目标下，经济低碳转型已成为不可逆转的全球性潮流，各国将如何做好这份“绿色答卷”，值得期待。

（刘锋为中国银河证券首席经济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