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初期,美国出台超宽松的货币政策,是一种合理反应,但该政策一定程度上有损美国的货币信用。当时,投资者恐慌性地抢购美元资产致其估值飙升;随之美联储承诺无限量供应美元,并主要通过量化宽松来稳定估值。久而久之,该政策开始显露一定弊端。市场普遍预期美元将在中长期内保持弱势,即使通胀压力上升,美联储似乎也不急于在短期内加息。最终,自疫情爆发以来,美元对包括欧元、日元、英镑和人民币在内的所有主要货币均处于贬值趋势;加之资本涌入美国股市,美股股价被推至历史新高。风险在美国金融系统内部逐渐积累。
众所周知,保持币值稳定的能力是美元成为全球货币的关键,这一点在经济危机期间尤为重要。当前,由于美国超宽松的货币政策和全球经济复苏,市场预期美元中长期疲软。当世界处于危机模式时,人们普遍倾向于持有被视为安全资产的美元。而当复苏开始,在超宽松的利率环境下,持有额外美元资产的回报率会大幅降低。因此,全球投资者开始在其他地方寻找更好的标的,特别是新兴市场。
美元在全球外汇储备中的下降早在疫情前就已出现。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极大动摇了市场对美元的信心。随后,美联储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人为地将利率保持在低位以提振经济,该举措也削弱了美元的吸引力。美元地位下降的另一个原因是美国愈发频繁使用金融制裁。这些制裁不仅影响目标国家,如俄罗斯和中国;还影响到有正常贸易需求的其他地区。在以美元为中心的全球金融体系中,所有国家都不能保证绝对安全,每个国家都要考虑未来与美国发生争端并受到制裁或牵连的可能性。拜登政府比特朗普政府可预测性更高,但不能保证未来美国不会再次出现“特朗普式”的人物。鉴于美国频繁依赖金融制裁作为武器,各国开始布局美元以外的多元化储备则不足为奇。
相比之下,人民币自疫情爆发以来在全球支付中的份额大幅增加,且势头没有减缓的迹象,原因之一是中国数字平台的强劲崛起——尤其是支付宝和微信支付。这两者的全球化速度远快于传统银行,已成为全球消费金融的重要参与者。为吸引中国游客,亚洲、欧洲甚至美国的企业均广泛接受中国线上支付平台。另一驱动力来自中国人民银行。央行数字货币在中国的推广速度正在加快,尽管距成为国际交易手段还有很长的距离,但这将为未来人民币跨境交易提供必要的基础设施。
即使增长十分迅速,人民币的全球支付份额占比仍然很低,目前约为2.5%,而欧元和美元的比例分别为20%和59%。疫情后,中国政府已证明其恢复经济增长和保持人民币币值稳定的能力,下一步则需要增加人民币的可兑换性,逐步开放资本账户。中国已推出了债券通,使外国人可通过香港投资在岸债券,也使国际信用评级机构可在中国内地开展业务。在国际合同谈判中,中国企业不断努力,希望能够加大人民币的使用。然而,大多数“一带一路”项目仍以美元融资。在美国对中国的海外融资施加更多限制之前,扩大人民币的国际使用十分迫切。
对于人民币而言,成为全球货币,成本与收益并存。对人民币的更高需求将不可避免地推高人民币相对于其他货币的价值,这将影响国内出口商的利益,但也会激励更多公司在海外投建。中国的生产率增长已经快于美国,这给人民币的实际升值带来了额外的压力;不过,人民币汇率宽松会给国内货币政策提供更大的空间。此前,中国人民银行要同时关注国内经济发展和国际汇率市场稳定,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货币政策的调节效果。从更宏观的角度来讲,一国货币的国际地位取决于国家的经济影响力和金融创新能力;而中国将会在这两个方面拥有更多的话语权。
(作者为恒生银行(中国)首席经济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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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计在5月一揽子增量政策推出后,未来金融总量有望继续保持合理增长,巩固国内经济持续回升向好的基础。
发挥好货币政策工具总量和结构双重功能,坚持聚焦重点、合理适度、有进有退,引导金融机构加力支持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小微、扩大消费、稳定外贸等。
中国人民银行系统要迎难而上、迅速行动,实施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用好用足存量政策,加力实施增量政策,充分释放政策效应。
去年11月、今年元旦前后以及4月初美滥施关税带来冲击时,互换便利使用量明显增加,上市公司回购增持也较为踊跃。
央行行长潘功胜表示,最近几年人民银行连续多次降准降息,货币政策的状态是支持性的,总量比较宽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