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稿｜朱民：现有的经济治理机制不能反映全球经济结构变化

关于全球经济治理机制的问题，我想讨论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疫情表明现有的全球经济治理体制远远落后，不能有效地提供全球公共产品。

第二个问题，现有的全球经济治理机制从两个维度来说也是远远不够的，一个维度是，因为全球经济的结构改变得很快，特别是随着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现有的经济治理机制不能反映全球经济结构的变化。另一个维度是1945年建立的全球经济机制，已经远远跟不上现在的科学、环境、技术、社会发展的需要，这才产生了一系列新的问题，需要有新的全球治理机制来提供全球的公共产品，现在看来，我们已有的体系是远远不够的。

第三个问题，在我们探讨治理机制的时候，一个核心的问题，就是全球政治领导力的协调和治理机制的问题。现在这是明显缺席的，没有全球政治领导力的共同努力，现有的机制就不能发挥作用，也很难达成新的、我们特别需要的全球经济治理机制的构建和框架。

全球经济金融治理体制严重落后

先讨论第一个问题。疫情表明，70年前构建的全球经济金融治理体制是严重破裂和落后于时代的，疫情到来，全球准备严重不足，虽然疫情有突发性，但是疫情发生以后全球不能协调一致，各个国家在为发展中国家融资方面产生了很多困难和矛盾。今天在疫苗的研发、制造和配送方面也有很大的协调困难。一方面，一些发达国家囤积了高达人口数倍的疫苗，另一方面，一些发展中国家疫苗的注射率低于1%，我们估计到2021年底，发达国家75%的人口会注射疫苗，而发展中国家只有25%的人口能够注射疫苗。病毒没有国界，只要世界上还有人没有注射疫苗，这个世界就是不安全的。这个现况必须改变，所以我们现在就在讨论全球公共卫生的治理机制和融资机制。G20任命了一个高级别的独立小组来研讨这个问题，我也很荣幸地被选为这个小组的成员之一，我们讨论了很多实际情况，现在看来融资是个大事，但是要改变和构造全球公共卫生体系，建造足够的、可持续的融资体系来预防未来疫情可能的发展，这是特别重要的。

但是这只是全球治理机制不足的一个方面，所以我想讨论的第二个方面是，现有的全球经济治理机制远远不能跟上发展和变化的全球经济的现实和需要，不能提供新的全球公共产品。

现有的全球经济治理机制是1945年建立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它已经不能反映当下世界经济金融实力的变化。从1945年到2020年，全球经济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今天新兴经济体已经占到全球GDP的50%，在过去数十年里，每年贡献全球经济增长的60%以上，成为全球经济最主要的推动力。按照1945年构建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原则，该体系的股权应该公平地反映各国在全球经济中的实际比重，那么现在看来，是远远落后的。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在G20的推动下，布雷顿森林体系进行了一次增资和股权调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这方面走在前面，增资和股权调整以后我们进行了第14次的额度调整，同时把人民币纳入了SDR的篮子，但是现在看，第15次份额总检查没有进展，这次国际金融委员会基本同意进行6500亿SDR的增发，我们同时也希望这次增发伴随第16次额度的迅速推进调整，能够对现有的股权结构做较大幅度的调整，使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其他的国际金融机构，像世界银行和区域发展银行等都能适应全球经济实力的结构变化，让新兴经济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有更多的股权和发言权。

但这还远远不够，传统的全球经济治理机制是在70年以前建立的，在今天已经不能覆盖全球面临的新的挑战，比如气候变化、碳中和、可持续发展、公共卫生、网络安全、数字经济、平台经济和对金融科技的全球监管。

构建新的全球经济治理机制和顶层领导力

所以在这个大的课题下，今天世界有无数的课题需要讨论，需要研究，需要形成政治决策，需要推进治理机制的改革和发展。比如，我们要继续支持WTO并对WTO进行改革，让贸易的多边主义重新回到世界舞台的中心，这一点特别重要。随着现在恩戈齐成为WTO总干事，世界贸易组织也开启了一个新的纪元。全球贸易是全球经济增长最主要的推动力，贸易一定是全球化的，所以世界需要WTO来持续地制定规则，来持续地协调矛盾，来持续地推进贸易的全球化，所以WTO的改革和发展是个大事。

所以，我们也需要为世界卫生组织能更好地履行全球公共卫生服务的职能而继续推动其改革和发展。世界卫生组织现在面临很大的挑战，最大的挑战就是没有足够的资源，没有足够的科研能力，没有足够的危机预警能力，特别是全球的协调能力，这都需要在根本上从治理机制上予以解决。这次危机表明了全球公共卫生体系的危机，其实也给我们推进世界卫生组织的改革和发展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机遇和抓手。

再比如，我们需要面对全球新的挑战，构建新的相对应的全球经济治理机制。在这里有几个特别重要的题目，第一个是气候变化，现在全球关于气候变化和碳中和已经基本形成共识，有一个良好的政治气氛，144个国家已经在不同程度上承诺碳中和，这都是在自愿基础上的承诺，我们没有一个协调全球气候变化和碳中和的治理框架和治理机制。所以如果仅仅维持在一个自愿承诺的基础上，那么推进的力度、深度和广度就会受到影响，所以现在是推动全球重构气候变化、碳中和治理机制的一个重要窗口机遇。同时，因为今年要召开全球气候大会，我特别希望气候大会在额度、减排等方面，在支持发展中国家融资方面取得实质性的进展，特别是在制度性的建设、构建全球的气候变化治理机制上有具体的成果。

第二个是进入本世纪以来，科学创新不断进步，数字化发展迅猛，现有的国际经济治理机制尚未覆盖这些新的但特别重要的涉及未来的领域，例如可持续发展、网络安全、数字经济、平台经济、金融科技的跨境监管等。这些领域都需要有新的框架和新的思路，现在各个国家都出台了不同的政策，比如在数字经济方面，欧洲有欧洲的GDPR（《通用数据保护条例》），其他一些国家制定了自己的规则，各种组织也提出了自己的建议。但是还是有很多不同的地方，怎么来协调，怎么来形成全球共识，就变得特别重要。

在今天，科技进步、数字化、网络安全变得非常重要，对这些新的领域，我们必须及时行动起来，构建新的全球治理机制和治理框架。

第三个大的领域就是我们要构建以G20为中心的全球治理的政治领导力。

当我们讨论全球经济治理机制问题的时候，我们不能仅仅在表面上看到结构的不足、跟不上形势、不能覆盖新的领域，我们还要看到更深的层次和更高层次的全球经济治理机制的政治领导力问题。1945年构建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基本上是以G7国家为主要的全球政治领导力，但是今天，全球经济结构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G7的架构已经远远不能代表全球经济领域的政治力量。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催生了新的G20集团的诞生，也把全球金融论坛更新为全球金融理事会，这是历史的进步。但是现在G20仍然缺乏常设的机构来研究、建议和落实G20的政治决策，现实中我们仍然观察到G7还在扮演全球领导力的角色，在每次G20会议之前，它总是内部先协调提出意见，而我们也观察到G20的内部磋商也往往带有双边的色彩，因此很难实现G20决议的连贯性、可持续性和监督执行。所以，我们在考虑改革和构建全球新的治理机制、覆盖和迎接新的主要挑战、提供全球公共产品的新全球治理机制的时候，也需要考虑顶层设计，就是构建G20成为全球经济治理机制的顶层领导力，把它的功能、地位、落实能力都具体化，把G20建成一个真正的代表全球经济金融的政治力量，能够提供全球经济金融发展和稳定的政治领导力。

这些问题都需要大量的基础的研究和沟通，今天，关心全球经济治理的各国政府和各个智库、研究机构都在积极探讨这些新领域的全球治理框架和政策，中国作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和世界最大的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在这场改革和构建新的全球经济治理机制的辩论和探讨中，有重大的世界、历史和中国的国家责任，当仁不让。从1945年到今天，70多年过去了，人类又一次面临新的共同的挑战，又一次面临构建新的全球经济治理机制的重任，我们不能辜负。

（作者系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前副总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