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彼察邦对谈贾樟柯：故乡的变革是大时代的余波

6月12日，第二十四届上海国际电影节“电影学堂”迎来了两位重量级导演的连线对谈：一位是泰国导演阿彼察邦·韦拉斯哈古，另一位是中国导演贾樟柯。

作为泰国知名导演、编剧和制片人，阿彼察邦被誉为新一代亚洲电影大师，“缓慢电影”的杰出代表，他曾斩获多项国际大奖：长片处女作《正午显影》奠定了他在影坛的地位，代表作《能召回前世的布米叔叔》和《热带疾病》曾分别获得戛纳国际电影节金棕榈奖和评审团奖，他的新片《记忆》也即将在今年的戛纳国际电影节上展映。

同样是各大国际电影节的常客，贾樟柯与阿彼察邦相识已久，彼此也有多次深入合作。阿彼察邦早年拍摄《幻梦墓园》之时就曾邀请贾樟柯参与其中，其新作《记忆》更是邀请到贾樟柯担任联合制片人。去年疫情期间，贾樟柯在荷兰电影杂志《Filmkrant》上发表给全球影迷的公开信《步履不停》，阿彼察邦紧随其后在该杂志发表《“当下”的电影》一文积极回应，展现出两位导演之间的惺惺相惜。

这场对谈是上海电影节大师班的第一场，由纽约大学电影学院张真教授主持，现场约有200位观众，包括电影工作者、媒体人和影迷。

与故乡之间的关系是“爱恨交加”

阿彼察邦和贾樟柯同样出生于1970年，身处泰国和中国社会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年代，故乡成为他们各自的创作源泉。

阿彼察邦在泰国东北部一个叫做孔敬的城市长大，他称自己和故乡之间的存在一种“爱恨交加”的关系，“爱是因为我非常迷恋自己对家乡的记忆，我在那里曾经获得过非常自由自在的童年时光，它教给了我很多知识，也给了我们很多做梦机会。”

阿彼察邦回忆起自己年少时常常翻阅妈妈的医学教科书，通过细胞、微生物等照片大开眼界。镇上的电影院也给童年时的阿彼察邦留下了深刻的影响，此外，他还是一个科幻小说迷，“我的家乡有很强的讲故事的传统，有很多的鬼故事，很多神秘的故事，因此在我看来科幻故事和鬼故事是并列的，无缝衔接的。”

然而，也正是这个故乡破坏了他曾经有过的一些美梦。“比如有时候我意识到我这个城镇其实存在的各种苦难，这个小城镇并不是我想象的那么美好。”即便如此，故乡一直以来都是阿彼察邦的灵感源泉，他也希望，能够看到在那里长大的新一代的人，看到他们在那里成长的体验和自己有何不同。

很多中国观众通过贾樟柯的电影认识了他的家乡山西汾阳。从第一部影片《小武》开始，贾樟柯的大部分电影都是在家乡取景，也是围绕着家乡构思的。在他看来，中国国土面积很大，每个地域都有它的个性，它的情感表达方式、说话方式、思维方式。“我是山西汾阳人，我最了解的情感处理和表达，肯定是来自汾阳人的，所以我愿意把人物设置成山西人，汾阳人。”

在贾樟柯看来，自己和阿彼察邦都身处一个快速变革的时代。“小时候在封闭的小城市，你会对外面有很大的想象，但是当你成年以后，拥有很多旅行以后，你会发现其实中国很多中小城市都一样，都差不多。”长大以后，贾樟柯开始发现，故乡曾经经历的变革，不过是整个中国时代变革的余波，但实际上，它又是中国大面积的，影响到了最多数的人，它具有某种普遍性。“我的故乡既有情感中的独特性，又有生存处境，发展状态，能够代表中国大多数地区的普遍性。”

学建筑的阿彼察邦，学美术的贾樟柯

阿彼察邦和贾樟柯都是从其他学科转入导演专业。阿彼察邦本科学习的是建筑学，后来去芝加哥艺术学院学习电影；贾樟柯也是先学习美术，再进入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但他们各自的学科背景都在后来的导演生涯中成为了他们的创作养料。

阿彼察邦表示自己从小非常热爱电影，也希望能够做一个电影人。但在他成长的环境中，学电影、拍电影的机会并不多。他也因为依恋故乡，而就近选择了孔敬大学建筑专业。但他发现建筑和电影有很多共通之处，比如建筑和电影一样，都要对时间进行设计。

“要让人物在一个空间里面走动，从一个空间走到另外一个空间，然后你要观察他们走动过程中都会表达出或者引发出什么样的情绪。建筑是空间，建筑也是情感。”此外，建筑和电影都是团队合作的过程，无论是做建筑师还是导演，都需要很多帮手，无法单枪匹马完成。阿彼察邦从建筑学中体会到的团队合作精神，同样适用于他的导演工作。

贾樟柯回忆说，自己开始的时候学习美术，只是因为数学太差，但两年多学习美术的过程，还是对自己产生了很大影响。“学美术之前，我对世界的构成是没有概念的。画素描的时候，从观察开始学起，要观察光影的结构、形体颜色是怎么产生的，环境对它是怎么影响的，这时候你可以判断一个物体的本质。当你看到这个世界有光影，有高光的时候，那个立体感，对我们中国人平面化的视觉感受有很大的改变。”

美术在中世纪有讲故事的作用，当时有很多宗教绘画，还有肖像画、日常绘画。照相机发明以后，美术开始演变出印象派，后来是立体主义、抽象绘画。当其他的表达内容被更新的科技承担之后，美术呈现出它的本体。某种程度上，这跟电影是一样的，随着新媒体、电视、网络的出现，电影回归到它最本质的东西。贾樟柯认为，在学习美术的过程中获得的这两种视角，对于他理解电影这种媒介有很大的帮助。

除了电影，两位导演不约而同地对当代艺术有很深兴趣。阿彼察邦认为艺术创作给了他更大的自由，因为拍摄电影需要一个团队，耗时很长，而创作艺术作品只需要自己一个人。他想要通过艺术创作，为一个问题寻求答案，那就是：泰国究竟是什么？

贾樟柯坦陈自己艺术创作的习惯是从阿彼察邦那里学来的。而今，他也已经举办过个人艺术展，并于2017年在汾阳的贾家庄创立了“贾樟柯艺术中心”。过去，他积累的比较多的是摄影作品，这两年也尝试装置等作品，最新，他有一个装置艺术作品正在阿姆斯特丹展览。在他看来，艺术创作是对于电影拍摄的很好补充，“一部电影从写剧本，找演员，找钱到拍完，两年过去了，但是现实又那么丰富，变化多端。总会有一些即兴的东西想表达，于是就找到了当代艺术这个途径。”

从上海到戛纳，两位国际影人的惺惺相惜

早在2007年，阿彼察邦就曾参加过上海国际电影节，对中国电影和电影人也非常熟悉，而其中最想与之合作的电影人就是贾樟柯。早在拍摄《幻梦墓园》的时候，阿彼察邦就曾与贾樟柯进行合作。而阿彼察邦的导演新作《记忆》（Memoria）更是邀请到贾樟柯担任联合制片人。这部新片也入围了今年戛纳电影节的主竞赛单元。

对于这次合作，阿彼察邦坦承自己刚开始很紧张，怕在贾樟柯面前“丢脸”，但整个合作过程非常愉快。“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因为贾导完全记住自己是制片人的身份，他就像所有优秀的制片人一样，绝对给导演自由，尊重导演，不干预我，所以我们拍得非常愉快。”

《记忆》是一部疫情期间制作的电影。在疫情期间，去年，贾樟柯给全球影迷发出了一封公开信《步履不停》（Still Walking），阿彼察邦也以一封《“当下”的电影》（The Cinema of Now）作为回信。贾樟柯表示，疫情之前，他们经常在电影节见面、聊天，疫情之后，自己已经两年没出国了，很高兴通过连线的方式在电影节上交流，也能与影迷保持联系。

两位导演不仅慷慨地给予跟自己同样具有声望的同行以大力支持，在扶持年轻电影人方面也是不遗余力。在泰国，阿彼察邦创立曼谷实验影展，成立了Kick the Machine公司，给更多年轻电影人创造机会。在阿彼察邦看来，年轻电影人最需要做的就是能够享受生活、享受当下；要从观察自己的身体开始，再延伸至自己和周边世界的关系。“因为身体本身就是一种艺术，你只有了解了自己的身体之后，才能够对它进行探索，然后把这个探索表达成电影，其实理解自己就很困难。”

在国内，贾樟柯最初发起的平遥影展，至2020年已经举办到了第四届。电影节设有创投、发展计划、新片展映等多个扶持年轻电影人的环节，“你会看到完全不一样的电影想象和崭新的电影世界，它对我们从事近三十年电影工作的人来说很有启发，所以我也很感谢平遥电影展，包括上海电影节，因为有电影节，我们看到了年轻人的世界，其中有一部分是都是我们能理解的，还有一部分不是我们可以想象观察到的，所以这就是电影生生不息的原因。”

此外，今年4月，由贾樟柯担任院长的山西电影学院成立，它也成为很多年轻电影人的向往之地。贾樟柯介绍说，学院的教学模式还在筹划当中，自己作为一个在电影学院读了四年的过来人，有很多想法希望能在现实教学中实现。“比如说，我们会在基础课中设置纪录片课，以纪录片形式让大家理解什么是电影；比如摄影专业，我们决定恢复胶片教学，学生拥抱数码技术的同时，也要掌握传统的胶片技术。”